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以秘书省校书郎升迁为大理寺丞，开始步入京官行列。大理寺为掌管刑狱的官署，职责为对各地上报的重大案例与审刑院进行审查复核，共同署名上奏朝廷。经常参加断狱的（专职）称为正丞，不经常参加断狱的（兼职）称为丞。大理寺丞为正八品。对范仲淹来说，实为虚衔，此时仍为兴化县令。天圣三年（1025），37岁的范仲淹，面对皇帝年幼、皇太后垂帘听政、宦官专权而隐患日重的局面，再一次忍耐不住心急如焚、忧患如火的煎熬，直接上书皇太后与皇帝，这便是四月二十日的《奏上事务书》。
此书开篇即以咄咄逼人的语势，亮出“干犯天威”的忠心与胆识：
“臣闻巧言者，无犯而易进；直言者，有犯而难立。然则，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涂，而居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况臣之所言，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
其一，救文弊。北宋初年，晚唐五代浮华淫靡的文风笼罩文坛，道德风尚，江河日下。柳开等人举起韩愈古文运动的旗帜，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至仁宗朝，范仲淹再次大声疾呼，匡救文弊。范仲淹深通《易经》，他指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即变革之道。对华而不实、轻内容重形式的文风，他主张必须改革。倡导文以致用，有益教化；文风要质朴，反对追求辞藻堆砌典故。范仲淹是北宋诗文改革的开创者之一。
其二，修武备。范仲淹以孔子“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为宗旨，列举唐玄宗“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的惨痛教训，规劝朝廷要“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机，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范仲淹进而明确指出：“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争”，设若“衅端忽作，戎马一纵”“再扣澶渊”，能有当年真宗朝寇准那样的社稷大臣吗？“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希望恢复唐朝武举旧制，选拔良将，训练壮士，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其三，整顿吏治。文经武纬，要有大批贤良的官吏方能实现。故范仲淹要求整顿吏治。首先，重三馆之选，为国储才。唐兴之时，特开馆殿，招揽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十八学士，“以论道经邦而成大化”，成就了唐初“贞观之治”。其次，广开言路，赏劝直谏。批评皇帝“临政以来，未闻旌一谏员，赏一御史”，如此下去，“以进药石为虚言，以陈丝发为供职”，将令谏官御史之徒，尸位素餐，非国家之福。再次，改革赏延过滥。居近位之人，“岁进子孙，簪绂盈门，冠盖塞路，贤与不肖，例升京朝”，导致“官乱与上，风坏与下”，文武官吏“贪者益励其爪牙，廉者悉困于寒饿”，黑白颠倒，官场腐败。
其四，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劝皇太后皇帝“日崇圣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要仁民爱物，节俭勤政，赏罚分明，“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以示天下之公也”。纵观天下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范仲淹在书中写道：“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分辨佞贤，至关重要。“忠臣骨鲠而易疏，佞臣柔顺而易亲。柔顺似忠，多为美言；骨鲠似强，多所直谏。美言者得进，则佞人满朝；直谏者见疏，则忠臣避世。二者进退，何以辨之？但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可忧也；日闻直谏，则知忠臣左右，此国家之可喜也。”
最后，范仲淹说：治理天下，不外乎外防夷狄，内防姦邪。二者相比较，姦邪之害甚于夷狄之患。因此，杜姦邪，“此致理之大本也”。真诚规劝皇太后皇帝，要“纳远大之谋”，不要听“浅末之议”，以免乱政。“纳群臣之言”，不可偏听偏信，更不能独断专行，才能纲举目张，而成圣道。
范仲淹爱民心诚，报国心切，故“揽前王之得失，究圣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