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守诚信的人，是无法与其谈论做人之道的。我们知道，以诚待人，是做人美德，千百年来正义之人所赞赏的诚信，已成为做人的准则之一。中国人把诚信立为处世之本，崇尚诚信。青年人做人做事，也要讲“诚信”二字，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在事业上用这种习惯来工作，方可适应人们的这种心态和做人美德，在竞争中取得胜利。
中国人特别崇尚忠诚和信义，因为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而“信、智、勇”更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三个条件。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信”是一个会意字，“人、言”合体。《说文解字》把信和诚互为解释，信即诚，诚即信。古时候的信息交流投有别的方式，只能凭人带个口信，而传递口信之人必须以实相告，这就是诚或信的本义。“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中国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的立身处世之本。靠这样一个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和西方的契约精神有所区别。而且“诚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被推进，而在人们相互的交往和所发生的关系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青年人要成为事业中的先锋、领头人，就要有过人之处，不但智慧上如此，胸襟上品德上更要如此。只有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人才会以诚信为本，做一个正直的成功者。
做这样的人，首要的是敢于直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是世故圆滑，近似虚伪。说空话，说假话，奉承话，是诡诈阿谀。这些都是与坦率直言相对立的，是为人所不齿，所厌恶的。
坦荡磊落，本于正，本于诚。坦率诚直的准则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证亦是坦诚。在公正忠诚基础上的直言、争鸣、劝谏，才能直而不狡，鸣而不诡，劝而不害，才能起到坚持真理，弘扬正义，抑不平，除邪恶，纠谬误，去诡诈，匡扶正义的作用：否则，没有标准，就会如孔子说的“直而无礼则狡”。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的局面。或者会借争鸣而哗众取宠，假直言而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则属于做人的不坦白之处。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即多检查自己而少指责他人，从而远离怨恨。这句话是相当有道理的。唐武则天时，狄仁杰应召回京，被任命为宰相，与当朝宰相娄师德共同辅政。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由娄师德全力举荐的。相反，他老觉得娄师德事事从中作梗，甚至怀疑前一时期自己遭受了政治暗算也与娄有关。因此他常在武则天面前指责娄师德的不是。对此武则天大大不解，终于有一天，她向狄仁杰询问道：“娄师德的品行究竟如何？”狄仁杰嘲讽道：“他带兵戍边时倒有过战功，其品行好不好我不好说。”
“那么他有没有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能力呢？”武则天又问。狄仁杰干脆地回答：“我和他一起共事，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则天微笑着拿出一份东西给狄仁杰看。看完后，狄仁杰不禁面红耳赤，原来那是娄师德的奏折。狄仁杰感叹道：“娄师德度量这么宽厚，我还处处疑心他，真是惭愧。”此后他主动接近娄师德，俩人关系日见亲密，共同辅政，相处得很好。甚至有一年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有人告了他的状，问他愿不愿意知道是谁告的。狄仁杰回答：“愿闻臣之过，其他的是不该我知道的。”武则天对他这样宽以待人的胸怀很感动，所以就一直很重用他，信任他。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出现的矛盾的道德准则之一是宽人、容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容人就要容人之过：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以及交往中，只有相互协调、宽容，才能很好地相处。诚然，每个人身上均有优点，但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毛病是非常令人讨厌的。这时如果能够待人以诚、待人以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就会把工作做得更好，切不可争一时之短长。俗话说：紧逼半尺山穷水尽，后退一步海阔天空。
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起来没有马快，但牛和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能够合作是荀子认为的根本原因：说得理论一些：人的社会是由各种人和人之间各种关系组成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做不成任何事。移山填海，上天入地，创造出许多伟大业绩只因为人能“群”而造成的。人的这种善于合作，善于协调的特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就个人而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与人合作。请记住：合作就要守信用。
凡是合作者，都必须以诚信为本；凡是诚信者，都可以作为合作的伙伴。离开这两点，做人与办事都会出现“离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