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为一个年轻的商人，在崎岖的道路上挣扎前进的同时，还要参与赛马，就如同是人生生存与享受的本末倒置。作为华商机构向英国军队提供食品的供应商，我常常驱车经过危险地区去送货。在那个时候，赛马场仿佛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我在商业和赛马运动里的习惯，就是寻找合作伙伴进行合营，“以便分享快乐”（这是我最喜爱的词）和风险。不管怎么说，独自一人喝酒或者玩耍有什么意思呢？当两个人一起喝酒或者共同拥有一匹马的时候，你的乐趣就增多了。当4个人一起喝酒或者共同拥有一匹马的时候，乐趣就会更多。在20世纪50年代，我在没有增强自己的介入程度的情况下与他人共同拥有了几匹马。我已经决定把装满家庭责任的马车放在马的前头——这不会赢得赛马，却有助于人生中的竞赛。
这时，正如我在叙述东姑阿都·拉曼的那一章中所说的那样，这位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于1959年正式访问澳大利亚，当时正值墨尔本杯赛事。他对澳新地区赛马的新闻报道、浓烈的节日气氛和赛马的体育与社会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东姑引进了场外赌博系统，在马来西亚建立了一个赛马博彩管理局。当地的赛马活动发展了起来，也改善了许多。我们成了数匹马的合伙人。
东姑讲述的澳大利亚赛马形势燃起了我的欲念，并最终激发了我赢得墨尔本杯的雄心。是的，必须是一次墨尔本杯。要站在胜者的圈子里，面对“著名的弗莱明敦”马场赛马者的欢呼声浪，放射型赛道的背景是澳大利亚辉煌灿烂的春季，绽放的金合欢树把整个乡村染成金色——这就是我的梦想。最重要的是：要赢得大众比赛的最终胜利，这是唯一宣布为公休假日的赛事，是使一个伟大国家“放下工具”的日子；要赢得吸引了多达12.5万名观众的比赛；要赢得传统上包含伟大骏马“卡班”（Carbine）和“发来”（Phar Lap）的比赛；要赢得“著名的弗莱明敦”马都的比赛，其著名之处在于20世纪60年代豪华高贵的马车时代、超短裙下的性感臀部以及20世纪70年代再现的雅致时尚的宽边帽和雍容华贵的装束；最终，要赢得“真正的大赛”，也就是所有人所说的墨尔本杯。
1971年，阿德莱德顶级骑师格林·普雷蒂（Glynn Pretty）在新加坡策马奔驰。我请他帮我找一个能够让我赢得“杯赛”的驯马师。
我跟杯赛之王（Cups King）詹姆士·巴塞洛缪·卡明斯（James Bartholomew Cummings即“巴特”）的第一次会面情形，是对我们两人之间早年关系的一个总结。他对一位采访者说，我很“幸运”在墨尔本的文雅（Park Royal）汽车旅馆撞见了他。当时是个炎热的下午，他正在游泳池旁歇息闲逛，喝着凉香槟。我觉得他很“幸运”，因为骑师普雷蒂要我去找他，而不是其他驯马师。如今，我们觉得我们两人都很幸运。过后不久，巴特谈起那次会面时说：“他知道我是谁。他来找我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侥幸，可是他并非凭借侥幸做成了许多事情。”
我郑重地声明，那是半个巧合。巴特在妥当的地方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向他走来，但我已经了解了他的名声。因此，也许明智的做法是他别再遵循当时他给自己的一条忠告：“也许聪明的办法是我待在游泳池旁喝香槟，这样我可能还会遇到一个墨尔本杯的获奖者。”
我是在巴特接近其赛马生涯的巅峰时期遇见他的，而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经济走下坡路的许多年里，我帮助了他。巴特的杯赛之王辛迪加（Cups King Syndicate）损失了1100万澳元——为了避税而出售一岁马驹的纯种马计划失败了。他在发票上签字，以拍卖赛马，但没有买家。事情就那么简单。
在我们相遇25年以后，他称我为“体重换年岁的赛马主人”。在我们相遇将近30年后，他告诉《丝绸》（Silks）杂志，我有一双识赛马的慧眼。“他一直很幸运，”他说，“可是他非常聪明。他的赛马从来不是顶级昂贵的类型。他不买贵马。”在同一期杂志里，我说：“有人曾经问拿破仑，他是希望拥有一名幸运的将军还是能干的将军？在巴特·卡明斯那里，我两样都得到了。”关于巴特和我之间的私人关系问题，容我稍后再叙。
在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我们开始寻觅墨尔本杯未来的获胜者。我看了3匹马。“它是没有可能取胜的，”我评论着一匹身高约1.7米的马，“它的肚子比我的还要大。”一匹雌马驹蹦蹦跳跳地没能让我看上眼。这时，未来的“狂想”走了进来。
“聪颖的人有一双聪颖的眼睛，马也是如此，”布里斯班的一个驯马师曾经告诉我，这是有道理的。暴躁的眼睛几乎总是意味着不是一匹好马。“狂想”有一双仁慈、聪颖的眼睛。它径直走过来，偎依着我，把舌头伸出来让我拉扯。它很顺从。
“就是它！1万元，”我说。
昆士兰的一个开发商、现已去世的里克·奥沙利文（Rick O’Sullivan）占了这匹马的一半份额，我占了另一半。吃晚饭的时候，里克想起了当时的情景。我说：“你知道，里克，我这一辈子一直想做两件事：一是照顾我的家人，我已经做到了；还有一件事是赢一次墨尔本杯。”我又一次重复了那句不吉利的话：“那样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振南，”里克回答说，“我完全打算赢至少两三次墨尔本杯。”他的妻子琼（Joan）补充说，“不要把他当回事，振南。里克就是这样，他总是狂想。”
“这匹马取这个名字再好不过了，”我应声说。
本回忆录不是重温赛马生涯的地方。在“狂想”于1974年取得了它第一次墨尔本杯的胜利时，我的反应让自己大吃一惊。在当时澳大利亚一些报纸的采访中，我如实地讲述了“一切感觉都那么美好”之类的感受。但是，事实上这些感觉来得稍微有些晚。当“狂想”取胜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反应，没有感觉。我很吃惊，就是这样。
那些年里我说多次（愿主饶恕我）假如我能赢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的“全世界历史上最大赛事”我就“瞑目”之类的话，事实上我从来没有期望能够取胜。不是因为“狂想”的赔率是12：1，也不是因为比赛前几天巴特想让它退出比赛它的血球数太低，而是因为取胜的想法——亲眼目睹“狂想”在50米标志处能够赶上大母马“莱拉妮”（Leilani），然后飞奔到终点——似乎太不现实了。
不过，我的确十分镇定地告诉墨尔本观众：“我向来就希望能够赢得一场重大比赛，而能赢得‘真正的大赛’实在叫人激动。”当时，我对朋友们说，我的一个遗憾是马来西亚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我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赛马合伙人）没有投资于“狂想”以“分享”比赛和取胜的“欢乐”。
但是，正如巴特·卡明斯事先说的，在他输了一年的墨尔本杯之后，来年总还有机会。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对于东姑，对于“狂想”，对于忠诚的我，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