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卡明斯的11次墨尔本杯纪录，跟赛·杨（Cy Young）在美国重大棒球联赛中取得的511次胜利一样牢靠。19世纪驯马师埃蒂安·德墨司特（Etienne de Mestre）以5次的纪录排在第二位。巴特在1966—1967年的赛季中取得8次重大杯赛（包括墨尔本杯）胜利的纪录，恐怕同样很难打破。
我是否对被我推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驯马师候选人失去过信任？我是否曾经跟他发生过争执或者说是否在冲突中艰难取胜？当然是这样。赛马圈里赛马主人和驯马师之间就是这样——巴特也不例外。双方都有各自的自尊和骄傲。
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是在弗莱明敦马场的6弗隆比赛。“狂想”没有驯养到适应那天的比赛。我拉着阴沉刻板而深不可测的中国佬面孔，向巴特质问此事。他听出了问题之后是诡异的沉默。
“你怎么认为？”巴特问道。
“像是Rasuwadi在骑着跑，”我回答。不出我的意料，他不明白“Rasuwadi”是什么意思。
我说，“Rasuwadi是指马来西亚最差劲的学徒级骑师。今天的赛马就像是一个Rasuwadi在骑。”巴特知道我说的没错，并没有争辩。
还有一次，巴特没有想到我会观察他的举动。“狂想”在阿德莱德，巴特在那里有一个马厩。我没有事先通知，就坐飞机北上去看马。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匹被寒冬击垮的马。我告诉巴特的妻子瓦尔（Val）：“这匹马什么比赛也赢不了。”接着，巴特给“狂想”上了特殊餐，情况才有了改善。
接下来的一次小型危机，发生在1974年墨尔本杯之前大约一个星期的时候。我正为一些小事而焦头烂额，忙着要在马来西亚的金马仑高原组织一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总理及其副总理、外交使团之间的特殊的高尔夫球比赛。这时，巴特打来电话。“振南，”他说，“你的赛马‘狂想’血球数太低了。我准备让它撤下来。”
巴特从来不浪费一句话。我也一样。
“绝对不行，”我回答道，“我在墨尔本杯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你不许撤它。我现在就飞去墨尔本。”我说到做到。
我对巴特的又一次不满，是关于“神马”参加1996年日本杯比赛的旅行安排。“神马”用了23小时15分的时间，从澳大利亚经香港和台北中转到日本。结果它感染了细菌，不得不撤下来。
听到此类抱怨的时候，巴特会跟你频频点头，那是他在说：“你说得对，伙计。我不完美，请根据我的工作大局来评价我。”
自从跟巴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产生了分歧之后，我就撤出了纯种马比赛。商业活动吃紧，而我的资金用在了我正在下的一个更大的赌注上——创建Tan＆Tan集团公司。
有数年的时间，我和巴特分道扬镳，各自的方向略有不同。在此期间，他赢了四次墨尔本杯，而我的几个上市公司取得了像样的起步。也许在分手的那些年里，巴特仍然喜欢我，因为在我输掉比赛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再做无用功，也不会悲叹——那是他无法忍受的声音。
“喔……呜……卡明斯先生，我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钱投在一匹已经垮掉的赛马的身上？”他从来没有听过我如此呻吟——仿佛垮掉的是我，而不是那匹马。
有一次巴特说，他觉得跟我在一起“相当愉快”，虽然正如他跟一个采访者谈论我时说的那样，“我非常愿意提出咨询意见，不管对方需不需要。”他说，我“在电话里很不耐烦，花钱很谨慎”。当那个采访者引用我的皇家头衔说“拿督陈也说你像是仙人掌”时，巴特回答说：“是的，所以我们才相处得好。因为我只说我的本意，别的一概不说。如果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的话，我就说些我觉得该说的话。我跟他直截了当地说话。因为他是个讲道理的人，所以第二天就什么事都没了。”
1988年，我跟巴特去参加新西兰的一个赛马拍卖会。我正计划重返赛马领域，但是，我不喜欢那些小马驹的价格。巴特对我的反应的描述是：“振南乘飞机跑了！”这是客气的说法。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像比赛中以体重换年龄的“发来”一样，急忙飞快地赶到机场，以躲避买马压力。巴特拿我跟他父亲吉姆·卡明斯做比较：“节约一分钱就等于挣一分钱，这就是振南的思维，也是我父亲常常告诉我的。”
这时，巴特的杯赛之王辛迪加失败了。悉尼发生了一幕著名的70匹马驹亏本销售的惨剧，但我没有参加。没有理由参加，因为价格仍然太高。相反，我策划让几个亚洲客户在巴特需要的时候去支持他。他们减轻了他的财务责任，正好足以缓解他的压力。1993年，我还买下了他在悉尼附近的放牧设施王子农场（Princes Farm），然后反租给他，从而满足了一个固执的债主。
在我安排去帮助巴特的客户中，有马来西亚的阿南达·克里希曼（Ananda Krishman）——全世界最高建筑、吉隆坡佩重纳斯双子星塔的开发商之一。我们曾经合伙拥有过一些赛马，比如“达纳拉尼”（Danarani），即达恩希尔（Danehill），获得胜利排名的第一批赛马之一，赢得过1994年的AJC飞行锦标赛（AJC Flight Stakes）。我们用8万澳元买下的达恩希尔的另一匹赛马“达能德里”（Danendri），在1997年分别赢得了STC安捷锦标赛（STC Ansett Stakes）和AJC橡树大赛（AJC Oaks）。
巴特后来说起了我那个时期发挥的作用：“他的支持使我得以继续下去。他不顾艰难险阻，一直支持我。”
到了1991年的1月，我觉得赛马的价格跌得够低了。巴特把我介绍给了前面提到过的邓肯·拉梅奇。巴特用一种他知道我能听出来的讥讽的口吻说：“邓肯，我给你介绍这位马来西亚的先生，他想买一匹廉价的赛马，能够让他赚上几百万。你去看看，帮他找一匹。”
我和巴特在付酒钱和餐费的问题上，总是要为谁的胳膊短、谁的腰包鼓而插科打诨一番。在我们交往的早期，这种争辩多少有些认真。他觉得，作为一个有钱玩赛马的商人，我应该照单全收；而我认为，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驯马师，他跟我平起平坐，可以承担他应付的那部分。
我永远记得早在1971年我们在阿德莱德第一次吃饭喝酒的晚上。巴特很担心地问道：“谁来埋单？”
“要么是你，要么是格林，”我回答说。就这样，骑师普雷蒂在我和巴特设下的只猜头两名的赌局中落败，最后掏了腰包！
如今，我们不再有早年的那种消极的过人一等的想法，而是我出食物的钱，巴特出酒钱。而且出现了一种积极的竞争，看谁的胳膊能够更深地掏腰包。
另一个跟钱有关的话题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会介入赛马。巴特直截了当地说我：“他是个赌徒。他也许会说他喜欢马，但他是在马匹取胜的时候才喜欢它们。他是个典型的华人赌徒。但是我们喜欢他，因为这种类型的人是这个行业所必需的。”
我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每个商人都跟我一样用财富的一个很小比例来赌博的话，那么杯赛之王的所有马匹和他的所有手下加在一起，都无法继续经营赌场和赛场。的确，每一个赛马主人都有赌博的天性，我也不例外。我不是要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然而如果不是同时具有对这种比赛中伟大的赛马、伟大的人的尊敬的话，那么下赌注和破概率也就没有了乐趣。事实是，没有敬慕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跟所有赛马迷一样，在听到有关过去的健将和赛马的老故事时，就会起鸡皮疙瘩。比如，关于“发来”的故事（那是一匹心脏重14磅的赛马），在荒谬地负重65公斤的情况下赢得1931年在考菲尔德的未来锦标赛（Futurity Stakes）。它在那天下午表现出来的令人眩晕的爆发力直到今天仍叫人喝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毫不羞愧地承认，我为自己是“神马”（“人民的赛马”）主人之一而深感骄傲。
此外，还有那种美妙的战友之情。用任何赛马主人都不应当有的坦率态度说，我和巴特已经成了非常好的伙伴。这位强硬的爱尔兰人最近跟赛马作家安德鲁·埃迪（Andrew Eddy）说起了我：“他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人。”这是一种应该留做讣告的话。还有一个朋友是比尔·琼斯（Bill Jones），已经退休的钢铁业投资人，被正确地称为“澳大利亚最后一个真正的绅士”。他就是个绅士，而且对于我来说远远不止是个绅士。根据比尔的回忆，早在1970年，他第一次带我去了弗莱明敦赛马会，带我参观了会员专区（Members’Reserve）。当时我对他说：“我们今天过得太愉快了，你能再带我来看比赛吗？”比尔回答说，“我当然会的！”
那是35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们一次都没有错过澳大利亚的赛马会。
介入赛马的另一个理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交际。我举办晚会，我把巴特、他的家人、赛马圈的朋友们、骑师，甚至媒体的赛马圈男女记者，都集中在我身旁。“在悉尼，有些公司主管和办公室经理们想跟拿督讨论买卖，”一个商界的朋友这么描述我，“可是在赛马会期间，可能很难找到他。”
说得很对，都是事实。而且我不会为自己没有像老多宾（Old Dobbin）那样在忙碌的一生中每分钟都在埋头耕地而寻找借口。每次赛会都乐趣融融。在“狂想”于1974年取胜后，我和里克举办了两夜的晚餐，宴请墨尔本附近基隆文法学校（Geelong Grammar）的专家们。两个晚上，我都在一群成就斐然的教师和学者面前失了态，其中有些人（用澳大利亚人的话说）觉得自己的地位非常高贵。“我告诉你们，女士们，先生们，”在一些人工润滑剂的作用下，我在第二天晚上说，“我的这匹马不光是赢了，它，它，它——女士们，先生们……请女士们原谅我要说的话，它真牛。”
有些看上去相当体面的人接着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晚宴的乐趣。如果你在付出了一辈子的辛苦后无法享受，无法跟他人“分享快乐”，那么你就到了开路、放弃竞赛的时候。
我返回赛马圈的根本原因是我对盛大比赛的钟爱。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像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一样。他渴望退出赛马圈，我渴望返回赛马圈。但是，我们两人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唤：“赛马！赛马！我的赛马世界！”
事实证明，我比理查德的运气好。
1992年，我用3万澳元买了“卡帕布兰卡”（Capablanca）后在起跑门前排上了队，它赢得了它的头3场比赛，进入了金靴赛。那匹赛马赚了大约8万澳元的奖金，最终被卖出，售价与另外两匹获胜赛马相似。这就是商业发展的必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