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924年的FIDE有161个成员国，但它的预算却少得可怜。全世界估计有4亿人下国际象棋，而它的组织作用和政治意义（虽然在冷战期间曾经是醒目的标题）在全球仍然显得微不足道。
跟所有人年轻的时候一样，我曾经梦想要改变世界，但却发现——用《日本天皇》（The Mikado）中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话说：“他们谁都不会为人们所怀念。”意思是说，我们任何人，从平民百姓到某位已故的美国总统，都不会被人们怀念。尽管如此，在开始国际象棋的促进工作时，我还是憧憬着给国际象棋世界这个小小的角落带来重大改观。
我在FIDE的历史很短暂。1982年，我被一致推选为FIDE的副主席，负责亚洲事务。我在执行大龙项目时开展的工作让其他候选人望风而逃。1986年，我竞选FIDE的执委会委员（Executive Council），没有进行任何游说，就在众多的侯选人中获得了第二多票数——票数最多的前7位选票得主赢得选举。我还两次被邀请以“协商产生的候选人”身份竞选FIDE主席。第一次是1990年，劝说我的有委内瑞拉的拉斐尔·图德拉（Rafael Tudela）——美洲选票的关键人物；特级大师罗曼·多兰（Roman Toran）——能够影响欧洲投票结果的人物；乔治奥斯·马克罗波洛斯（Georgios Makropoulos）——希腊驻FIDE代表；穆罕默德·戈巴希（Mohammed Ghobash）——中东和亚洲国际象棋界的领袖人物。1994年，当FIDE在埃里温奥林匹克赛期间险些四分五裂的时候，我再次被要求进行干预。
我从来没有竞选过FIDE主席，谢绝了他人主动提供的支持。人们猜测我为什么会拒绝国际象棋领域里的这个最高职位。有人说，我跟1982年—1995年期间担任FIDE主席的具有争议的菲律宾人弗洛伦西奥·坎波马内斯之间的个人友情在起作用。还有人怀疑我认为FIDE已经无可救药，内心里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世界国际象棋组织。
不幸的是，事实情况平淡无奇，丝毫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我做事从来都不会有头无尾，无论是我在1948年在槟城建造的那排5家店铺的房屋，还是面临陷入1997—1998年间经济危险的亚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位于吉隆坡的谷中城。如果我在周围很多人已经退休的65岁时当上了FIDE主席，那么我打算要么给国际象棋界带来理想之中的重大改观，要么在这种尝试中死去。我还知道，我的怡保公司集团要求我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我的结论是：我会在这种尝试中死去！
FIDE的痼疾是，它一直频繁地模仿“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争执，尽管那是个微缩的世界。东西方在冷战期间拼命争夺霸主地位，而在美国人博比·费希尔于1972年从鲍里斯·斯帕斯基（Boris Spassky）那里夺走了世界冠军的桂冠之后，这场战争愈加激烈。接着，FIDE在一场关于竞赛条件的争议中于1975年剥夺了费希尔的冠军头衔。卡尔波夫成了正式冠军，而费希尔一直是世界各地许多选手心目中的冠军。于是，FIDE在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头衔方面（这是国际象棋领域里最重要的资产）开始出现了管理问题。
在1985年2月15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FIDE主席坎波马内斯取消了已经筋疲力尽的卡尔波夫（当时他是苏联当局的一个宠儿）与他的挑战者卡斯帕罗夫之间的世界冠军争夺赛。坎波（我们这些朋友们这么称呼他）被指责屈服于苏联的政治压力而挽救卡尔波夫。主流媒体在首页报道了这场争议。《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甚至将坎波取消赛事之举跟美苏军备控制谈判联系在了一起，指出一个篡改体育竞赛明确规则的政权，在削减其军备方面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坎波取消赛事之举成了一种催化作用，促使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们的数个组织的成立，并且都有他们各自的世界冠军。直到20年后的今天，还有两种世界冠军、两个系列的世界冠军交替。在冠军头衔方面的不统一，已经大大削减了媒体的报道力度和国际象棋的赞助。
在取消赛事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坎波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辩白。我简要地回了一封电报：“说有什么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然而，FIDE对我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国际象棋组织，而且我在我的朋友承诺于1990年退位后，支持他1986年竞选连任。
坎波的敌人在新近取得世界冠军桂冠的卡斯帕罗夫和英国特级大师雷蒙德·基恩（Raymond Keene）的带领下，在1986年的迪拜奥林匹克赛上，启动了一个不利于他的政治纲领。他们指责他在世界国际象棋舞台上像个现代墨索里尼一样趾高气扬，拍着自己的胸脯宣布“我就是FIDE”。朋友们和介入不那么深的批评家们提醒坎波，FIDE的座右铭是“我们都是一家人”（Gens una Sumus）。我建议他通过分享权力来将自己的反对派拉到自己身边，以重新营造和睦环境，从而避免一场国际象棋领域里的内战。
从强权政治的角度说，坎波拥有选票，不需要任命对手担任要职。多年来，他那促进国际象棋运动的无与伦比的献身精神——寻找赞助人、组织举办赛事活动、日以继夜地为国际象棋奋力宣传，在迪拜证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国际象棋界享有广泛的支持，赢得了竞选连任，因为很多人认为他是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我希望我的朋友明白，他并非不可缺少。卡斯帕罗夫对“世界国际象棋黑手党”口出恶言，成立了特级大师协会（Grandmasters’Association，GMA），显然是个瓜分世界锦标赛控制权的一个先锋。
首届“陈振南与索强杯”元老国际象棋赛合影
在迪拜奥林匹克赛期间，我们这些FIDE执委会成员跟卡斯帕罗夫会面，以期弥补裂痕，将GMA纳入FIDE。会议进行得不顺利。人们的情绪十分激动，因为当一个被围攻的领导人无法击败对手的时候（归根到底，国际象棋政治是丝毫不讲情面的），对手就会兴旺起来。会议期间，卡斯帕罗夫一度示威般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他开始要求所有人给出“yes”和“no”的表态。
“如果你看手表，”我告诉那位冠军，“我也看手表，那么就没有比赛了。”
卡斯帕罗夫回答说：“你知道我是世界冠军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与其说是提问，倒不如说我在呵斥更为恰当，“我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如果你希望得到51%来对应我们的49%，我们可以谈。但是，不要提出90%的要求。”
卡斯帕罗夫的脸上露出惊愕的神情，但瞬间就消失了。任何一致意见都不可能达成，因为这两股势力（卡斯帕罗夫招募并领导的一方和FIDE执委会内部以坎波和政治家们为中心的另一方）已经准备干架。迫使我要做出的一个决定是：是否参加1990年的竞选？
在坎波宣布竞选1990年第三次连任之前，我已经不再参加FIDE执委会的会议。我平心静气地离开了。年龄上的力不从心，商业上的压力，以及真心的失望之情令我相信，我永远无法实现理想中的国际象棋世界的重大改观。我和坎波仍然是朋友，FIDE于1990年授予我“名誉委员”称号，使我成为获此殊荣的寥寥34个国际象棋界人士之一。1999年，在FIDE成立75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现在的FIDE领导人、“现实世界”中的卡尔梅克总统基尔森·伊柳姆日诺夫（Kirsan Ilyumzhinov）任命我为特级大师联队总指挥（Commander of the Legion of Grandmasters），使我成为获此殊荣的20人之一。至于坎波，他在美国代表团领导的FIDE大会内部的一次反叛行动之后，于1995年辞去了FIDE主席职务。卡斯帕罗夫于2005年离开棋坛，转而从事俄罗斯的总统政治活动。
在我积极参与FIDE的那些年里，在探险家、叙述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战争的著述《昨日的敌人》的作者鲁珀特·切特温德的帮助下，我协助为1984年苏联对世界大赛（USSR vs。the World Match）——这是冷战期间举办的两场此类赛事之一——筹措资金，并在伦敦找到了一个场所。另一场比赛是1970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两场比赛都以苏联以微弱优势获胜而告终。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喜爱的国际象棋事业，是为快棋提供正式的级别（每人有30分钟的时限）。相信比赛的加速能够促使大众媒体报道之日的尽快来临。我在努力为国际象棋奔波，就像已故克里·帕克（Kerry Packer）为板球而忙碌一样。
我讲解着并四处宣传为国际象棋快棋的定级事宜。有人提议，这种类型的比赛应该叫做“陈氏国际象棋”（Tan Chess）。此外，鉴于我那简捷的3个字母组成的姓氏（指陈先生的姓氏在英文中为3个英文字母组成的Tan-—译者注），你可以想像某人说：“我们来下陈氏棋吧。”我没有同意，这种殊荣适用于死者。事实上，我认为，道路、纪念碑或邮票都不应当致力于把公众的钱花在活人的身上。
我在时间限制方面的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成熟。在我的互联网公司世界国际象棋网络的一篇社论中，我写道：“FIDE如今有了令人称道的目标，要通过加快整体比赛速度在全世界促进国际象棋，这是一个高尚的雄心……尽管如此，国际象棋作为一种艺术、体育和科学，多位一体综合起来将价值非凡。正是它在举世的瞩目之下为选手们的努力增添了意义。而且最为特别的，是媒体眼中的意义。”
如今，我赞成世界锦标赛实行缓慢的时间限制——5小时赛制，也许恢复中间休息，以便选手及其计算机有时间进行战局分析。因为传统的长时间的冠军争夺战已经成功地起到了推广作用。但是，四级及四级以下的比赛，下快棋是合适的。总体上说，赛事组织者应当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时间限制。我们从板球的例子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板球赛事包含漫长的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保持板球比赛的公正性）和克里·帕克的一日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