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陕商的历史流变。
历史上，陕商主要形成于明代初年，得益于明政府实行的“食盐开中”、“输粮换银”政策，陕商由此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商帮，持续辉煌达500多年，和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徽商、晋商并驾齐驱，为中国三大商帮。
陕商利用区位优势，抓住一个又一个机遇，不停地扩张经营：边关寒冷，军民需要棉布御寒，陕商就贩布；边关少数民族需要饮茶，陕商就贩茶。陕商的经营领域逐渐扩展成关系国计民生的六大领域：食盐、布匹、药材、茶叶、水烟、金融业，而陕西商帮，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被公认为“帝国商人”，在中国明清商业史上叱咤风云近500年。但是到清末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陕西以商品输出为主进行经济侵略，造成了商品流通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封建剥削加剧造成对陕西经济的破坏，使陕西商帮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造成商帮大分化、大改组，从而导致了陕西商帮的衰落。
进入清代末期后，陕西盐商因分化瓦解而一蹶不振。在两淮盐场，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而陆续退出，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市场迅速萎缩。陕西茶商因西部茶叶市场变化而分化改组。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茶叶从此大不如前。同时，陕西布商被外国洋布排挤出市场，而急剧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外国洋布洋纱的排挤而迅速衰落，陕西布商纷纷破产歇业，到了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使曾经奔波于南北中国的陕西布商从此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陕西烟商、木商、皮货商也纷纷在内忧外困中萎缩、破产。
而历史上导致陕商过早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则是鸦片战争后期的清末农民战争。在清同治初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中，起义军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地主阶级及商人集团，对关中各地的富室大户进行了彻底的扫荡，而清政府百万清兵入陕征剿，征派粮饷、烧杀抢掠，使陕西历经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被搜罗一空，陕商自此元气大伤，由明代贩运起家的关中富室巨户，莫不因外资耗折，内藏悬罄而一蹶不振。
从清末开始，由于战争及阶级斗争等各种原因，中国各大商帮都曾面临衰败，但是由于陕西深处内陆，以及陕商自身的一些性格缺陷，陕商在近代的发展中没有完成由大陆经济、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和工业经济的转型，而浙商、徽商等沿海商帮则在这一点上走在了陕商的前面。经过近500年的发展，陕商逐渐衰落。虽然清政府的搜刮掠夺和清末的农民起义对陕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陕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无法脱离乡村，没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陕商从乡下来，又回乡下去，他们没有融入城市的主流人群。在陕商的思想里，以农守财是他们的归宿。这就注定了陕商没落的历史命运。
2.陕商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原则。
（1）因地制宜，互通有无。
明代初年，明政府为巩固边疆地区，沿长城一线设九个边镇，拱卫京师。其中有4个边镇在陕西，共驻军24万。为保证边防军的军需，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明政府从陕西存粮丰厚的实际出发，为陕西量身制定了“食盐开中”的特殊政策，即政府对长期垄断经营的食盐专卖网开一面，允许和鼓励陕西商民将家中窖藏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经营食盐的许可证——盐引，再到食盐产地贩盐赚利。边关天寒地冻、六畜不全，军民需要棉布御寒，陕西商人就贩布。他们或是领取官银或是集资或是合资，携银千里迢迢到江南苏松嘉杭的棉布产区贩运棉布，一次携带千百万两白银，贩布动辄千万匹。
茶是边疆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陕西商人起先是服从官府需要，贩茶换马，“茶马交易”，后来干脆全部商茶化。他们将陕西紫阳茶区所产的绿茶经汉中、徽县、天水贩到甘肃、宁夏，每年不下15万斤。后来发现绿茶味淡散装不便于运输和保管，而湖南安化的红茶枝粗味重便于挤压成砖，便赴安化贩运红茶到泾阳压成茶砖再贩运到西部。边关产皮，陕西商人回程时便将边关各地产的羊毛、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硝制，使陕西泾阳、大荔羌白、礼泉百屯镇成为关中三大皮货中心。
边关盛产奇花异草，成为中药材的主要出产地，陕商又贩运药材。西藏、青海的冬虫夏草，甘肃岷州的枸杞，陕西秦巴的党参、柴胡、秦艽，兴平的红花都是药力强劲的名贵药材，陕西商人将西部药材贩运回三原，加工炮制成著名的“西口药材”，使三原东关药店林立，除了药店没有别的店，经营药材的有名店铺就达三百余家。这些药材被陕商输送到全国各地，在各地药市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北祁州药市、河南禹城药市以陕商马首是瞻，安徽亳州、江西樟树镇都是陕西药商很有势力的地方。陕西华阴赤水镇党家是专门做药材生意的。他家的字号“凝德堂”在全国有十大分号。
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它的歌词里就有赵家的身影，“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而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头就从孝义镇的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足见赵家当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从明朝初期利用食盐中开政策，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到了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等，在西安、咸阳等地生意店铺很多。赵家的后人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外面运回，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经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在渭河滩，担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当时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当时渭南流传的两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2）连锁经营，造福乡里。
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的贺家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贺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家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设有两个钱铺，即有72座钱铺，当时办一家当铺至少需要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贺家在清中后叶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家老板一句话就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贺家除了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各地商铺极多，贺家老板入川巡视不用住别人家的店。贺家的典当铺有点类似今天的全国连锁店，在建筑上都是用自己的木料，工匠自建，从而保证贺家当铺在建筑外观上全国一致。致富以后的贺家，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西安城里也有大量的贺家房产。贺家洼的九条巷子，十里都被贺家盖满了。贺家还在本村修了“贺家会馆”，以方便各地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并不多见。
能够见证当年陕西商帮兴盛的另一重要历史遗迹是如今遗存在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者“山陕会馆”。作为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组织，工商会馆就是商帮的办事机构。据多年资料显示，最早陕西商人在异地建筑的会馆是北京的“关中会馆”和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全国共有此类会馆245处。由于建筑宏伟精细，如今遗留下来的会馆遗址都成为各地的文化景点，许多被列为全国名胜。
贺家致富后，还做了不少惠及乡党的公益事业。贺家在贺家洼设立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在会上销售的农具、牲畜等，售不完决不让乡党带回去，一律由贺家收购；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佣者，一律由贺家包下。
另外银子多得不知道怎么用的还有渭南板桥常家、大荔羌白的温家、韩城王庄党家、大荔县八鱼乡八女井的李家等二三十家。大荔羌白的温家，在四川办盐井，家里也是大地主，有一年粮食丰收，其母看到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就不高兴地问儿子，咱家的银子怎么没有粮食多，儿子带着母亲到家里藏银子的地窖去看，看到千万两大锭的银元宝堆在那里，比丰收的粮食还多，温母竟高兴得笑死了。大荔八女井的李家世代经商，西安、兰州、上海等地都有李家的店铺，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中就挖出白银一千余万两。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李家城垣，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打完后就从地窖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的富足。
以这些富家大族为主体，陕西商人凭借着其雄厚的商业资本，在明清长达500年的历史中，演绎了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历史话剧。
（3）垄断经营，顺应潮流。
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陕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陕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入川的陕西商人不仅开盐井，办烧坊，同时在四川南部贩茶，西南边茶贸易从明到清500年几乎都被陕商垄断。西南边茶贸易，就是把川北雅安、灌县、名山、洪射的茶产运到康定，然后贩运到四川松潘、西藏，换取藏民的马匹和其他产品，历史上叫做“五属边茶”。当年经营“五属边茶”的商人主要是陕西商人，他们居住在康定。那时的康定城叫做“打箭炉”。在康定有一条陕西街，经营茶叶的陕商茶店就有80家，他们分为两帮，一帮是来自陕西泾阳、户县的商人，叫“河北帮”；另一帮是来自陕西蓝田、临潼、长安的商人，叫“河南帮”。由于在打箭炉经商，所以陕商统统被称为“炉客”。而四川的民众则幽默地称他们为“老陕”，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老练成熟，一脸历史的沧桑；也许是因为他们财大气粗，经商老到。当时康定流传的一首歌谣叫做“老陕、豆腐、狗，走尽天下有”，就是形容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比豆腐和狗都多。
西南边茶数量极其庞大，每年多达数千万斤。明嘉靖时期为240万斤，隆庆时期为340万斤，到清代中叶每年增加到1100万斤，谱写了四川经济史上最壮观的一页。在川北经营茶叶的都是陕西的大商人。陕西泾阳的吴家、刘家，渭南孝义的赵家、严家，户县牛东的宋家等著名商业家族都是在川北发的财。吴家的“裕兴重”茶号、刘家的“恒盛合”茶号、宋家的“德泰合”茶号都是名传川北的大茶号，做的都是大生意。他们在康定设总店，在雅安等地设购茶茶庄，在玉树、甘孜、拉萨、松潘设销茶分号，进行购、运、产、销一体化经营，成为川北草原茶叶贸易的垄断者。康定的“德泰合”茶号是由户县牛东宋家、张家各出9000两银子办的历史最久远的茶号——600年的历史。他们从1000两银子起家，在打箭炉经营茶叶，后来发展到100多万两银子的资产，成百个伙计、分店遍布川北各地的大茶号。由于贩茶利重，一斤茶叶运到藏区利润是1.5两银子，利润率是300%，他们一年赚的利润就有上万两银子。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在经营范围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也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4）勇敢机智，吃苦耐劳。
“德泰合”茶号的发展充满了陕西人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和机智的经商艺术。“德泰合”茶店做生意很讲究收集信息，反馈商情。为了加快信息传递，他们专门花600两银子买了一匹康定有名的骏马，可以日行千里，并由庞村一个姓贺的伙计亲自喂养，贺某骑着它奔走于康定、甘孜之间，传送消息，运送货物。由于有了此马，商号信息灵通，业务蒸蒸日上，这匹马在商号服务了十余年，往来次数不计其数。有一年贺某骑着这匹马翻越大雪山，由于雪大路滑，道路难行，马匹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滑向雪窟的贺某，结果白马被活活冻死。为了纪念它为“德泰合”茶号做出的贡献，茶号专门派伙计把它从山上抬下来，埋在康定的城边，还专门为它立了一块纪念碑。
当年陕西茶商在康定做茶叶生意，历尽千辛万苦。从雅安雇人背茶到康定要150里路，步行15天，途中要翻越海拔3800公尺的丞相岭大雪山，山中晴朗日少，雪日多，迷雾纷飞，疑非人间。每逢冬春之际，冰雪碍途，道陷路滑，单身行走已十分艰难，而茶店雇募的背茶人，叫“茶背子”，他们基本上都是陕西去的伙计，有人记述这些陕西背茶的伙计是：一人一次能背200斤重的茶叶，几乎是两匹骡马的负重量。常言说：“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驮不成。”原意是说，论驮的话，马根本不是骡子的对手，但这些背茶的背夫居然将善驮的骡子比了下去。这些背夫不仅要背茶叶，每个人还要带一个干粮袋。他们从四川的油津（现新津）出发，翻过二郎山海拔4000多米的山口到康定。路上这些背夫要双脚走过邛州（今邛崃县）、百丈关、名山、雅州（今雅安县）再过荥经，翻二郎山，过沪定桥，整整需15天才能走完这900多里山路。
比那些辛苦的背夫更早，各商号的人员早就守在城外，抢购好不容易背来的茶叶。一等到背夫们到来，就跑上去拉住他们，领他们到店里下背子，看条子验货，然后就付钱给他们。要是去得晚一点，茶叶货物就会被别的商家接走。那些背夫卸下背上负了整整半个月的重担，交掉货物，终于领到了钱，然后就在路边拣三块石头架起背来的锅，烧水打茶喝，喝一口茶，吞一口他们自己带来的粑粑吃。那粑粑不仅厚而且硬，掰都掰不动，不在茶水里泡软了就根本吃不成。他们就这样一二十个人聚作一群打茶吃饭。所有人的背脊全烂了，就像骡马被鞍子把皮肉磨烂了一样。待吃过粑粑喝过茶，他们就一对一对站起来，相互作揖道歉，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方不要多心，然后其中一个就趴在地上，另一个就用喝过的茶叶搓抹趴着的那个人的烂掉的脊背，把烂了的皮肉都抹掉，最后敷上一些大烟烟灰，用来止血封口。背夫们一个个疼得像挨刀的猪一样嚎叫。每年翻越雪山都有倒下的：跌下山崖的，掉进雪窟里去的，甚至有被大风吹死的。康定城外有个万人坑，山门的对联上写着：“满眼蓬蒿游子泪，一盂麦饭故乡情。”一看便知是关中乡音，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陕西茶商伙计和背茶人的尸骨，让人望之酸鼻。
（5）敢于冒险，捕捉商机。
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陕西商人。明洪武（1368-1398）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的粮食供应而实施纳粮中盐的开中法，陕西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陕西商人靠贩盐起家，盐商中尤以陕西商人精明。明清之际，陕西商帮盛极一时。陕西商人所掘得的首桶金来自扬州盐场，但是在明末清初，陕西盐商开发了四川井盐，陕西人转而进入四川盐场。四川井盐生产耗资巨、风险大，凿井就需费时十余年甚至几十年，需有雄厚资金作后盾。陕商们放贷或投资凿井、汲卤煎盐，建商号，把持产运销，获取了巨额利润。典籍中说“川省正经字号多属陕客”，如今天自贡市的“八店街”，正是当时响当当的陕商八大盐号麇集之地。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黄河中游，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巴山地三大区域。其中，关中为平原，北靠北山，南倚秦岭，西起宝鸡，东至潼关，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有“八百里米粮川”的美称。陕西商帮利用陕西物产优势，克勤兴业，在随着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主营的盐业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以粮货贸易为主，与山西、徽州、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等其他九大商帮角逐市场，“粮货大军”因此得名。历史上的陕西商人敢于冒险，他们曾为追逐商利，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开银号、当铺，放高利贷，贩运川丝、夏布、药材，以敢做敢为著称。这一敢做敢为的人文传统传承至今，现在的西安人秉承了这一传统，体现在商场上，他们往往敢于孤注一掷。
1993年太阳集团开发出“八珍”牛肉甜辣酱产品，销售情况不错。1993年刚开发出来，就销了3000箱，1994年上半年销到5000箱，下半年又销了5000箱，1995年上半年销量猛增到3万箱，这是个可大干的项目。但是，集团总裁李照森认为“八珍牛肉甜辣酱”这个名字不能用。这个名字虽然通俗，也朗朗上口，但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经过反复筛选和推敲，从十几个名称中，李照森选定了“阿香婆”。
这个名字既有传统文化的背景，又有民族的特点，同时还蕴含着产品熬制的精心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寓意。名字取定，1995年8月，“阿香婆”的广告便在北京和天津尝试着推出。结果，“阿香婆”在京津地区一举成功，“阿香婆”小试牛刀便初露锋芒，李照森遂决定拿出1000万元，将“阿香婆”一举推向全国。这是孤注一掷的办法，但他感到这次是有备而来，不会再有闪失了。1996年7月1日，“阿香婆”的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没想到广告一出，反响出人意料地强烈。许多精明的外地商人意识到了这个西安产品的巨大市场潜力，不到一个星期，两个销售热线电话就响个不停，到处都在要货。1997年，人们购买“阿香婆”的销售总额突破5个亿，利税超过1亿元。李照森孤注一掷的做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6）勇于创新，锐意进取。
唐代，陕西的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经济和商业发达，长安开始出现代客保管金钱财物的柜坊，其经营者即为掌柜。顾名思义，掌柜者，掌管钱柜之人也。从那时起掌柜流传演变为商人的代名词，到明清时“掌柜”已与“老板”、“店家”、“客商”混称，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一般南方称“老板”，北方叫“掌柜”。北方的《邹县县志》称“掌柜，店铺之经理也”，《青县志》称“商号经理曰掌柜”。
明清陕西商帮兴起以后，又对掌柜进行了分类。明清之际，由于经济的发展，区域市场联系加强，商帮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力军，他们跨省过县，将商品运送到各地，这时，一个重要的矛盾显现出来了，由于贩运商品数量巨大，贸易线长，各地市场变化迅速，信息不通，经营者常常顾此失彼。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陕西商人对其经营方式进行整合，实行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雇请帮手，合伙经营”，这便是历史上的“东西制”。即投资人为东家，即“财东”，经营者为西家，即“掌柜”。掌柜有两种形式，领取东家资本并以人身参与股份领取股息的为“领东掌柜”；领取东家资本从事经营，不以人身参与股份分红仅领取工资的叫“水牌掌柜”。
陕西商人锐意进取，就用这一机制在500多年的岁月里，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令人振奋的业绩。在扬州，他们输粟于边塞，贩盐于淮阳，成为扬州盐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势力在明代前中期还远在徽商和晋商之上。在江浙，他们携带白银动辄数百万两，贩运江南棉布到陇青。由于带着巨款，江南商民尊他们为王侯，称他们为“西秦大贾”、“关陕商人”。在苏湖，他们用车马驮载着千百万斤茶叶远运到青藏等地区，被当地人誉为“茶叶领袖”、“汉人掌柜”。在四川，他们头戴瓜皮帽，肩背袋搭子，设钱庄，办典当，贩盐巴，促成了四川井盐业三百年的繁荣。由此可见，山西商人在明清年代足迹遍天下，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到了明代，陕西商帮开始正式崛起并称雄于商界。而促使陕西商帮崛起的契机就是当时实施的“开中制”。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南犯，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的“九边重镇”，驻扎近80万大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消费带。九边驻军的粮饷如果单靠政府的力量解决，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长途调运粮食和生活用品，是很不现实的。于是明政府想出了“开中制”，即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鼓励商人将内地生产的粮草、棉花、布匹等商品运到边关重镇。九个边防重镇当中，有四个靠近陕西，这为陕西商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陕西商人很好地把握了这个机遇，顺势而起。
陕西商人把握这个机遇的时候，使出了三招：商屯、买粮、内运。
一是“商屯”，为了节省运费，陕西商人充分利用渭河平原。渭河平原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陕西商人于是大力鼓励百姓精耕细作，生产粮食然后由他们来收购。其次，在边地召集流民开荒，将收获的粮食就地交纳军仓换取仓钞。
二是就地购买百姓的粮食交纳军仓。
三是从内地输入。
陕西商人通过这三种办法获得粮食，交纳军仓换取仓钞，然后再去指定的都转运盐使司换取盐引，从而赚取巨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