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某些官员成为意志力坚强的超级铁人，面对金山银山美人美物不动念，不伸手，不开荤，怎么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放开了胆，捞过了界，连汪洋大盗见了，也自叹不如。
在舞台上，在电影中，牛得草饰演的“七品芝麻官”帽招儿荡而荡的，眉眼儿挤而挤的，自顾自摇头晃脑地唱什么“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曾博得满堂喝彩声，那两句台词也成了流行的谚语。封建社会的官员竟有如此之高的觉悟，真是难能可贵啊！
然而，在现实社会放大的舞台上，剧本却有些两样。原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原浙江省副省长许运鸿、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均在一九九九年因贪赃枉法而被捉，千禧年则更上一层楼，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条吞舟之鱼也落了网。三条“扬子鳄”加一条“大白鲨”，吞噬的贿款均在数百万元以上，多者达数千万元之巨。一千万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假定普通职工月收入为八百元，年收入为一万元，则一千万元是共计一千人的年收入，即便是刀口舔蜜的江洋大盗，要掳取这样一笔巨额财宝，也是千难万难的。成克杰等人为官更甚于为盗，这已是触目惊心的事实。
我不禁想起，同为封疆大吏，晚清的某些高官似乎比今日的某些公仆更有觉悟得多，至少是更收敛得多。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试想，民与官的关系已恶化为鱼肉与刀俎，牛羊与虎狼的关系，该多么可怕和危险！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即便他手提尚方宝剑，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何以见得？一者，贪官污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二者，体制上的漏洞任谁也堵它不住，偌大的温床更是无人有偌大能耐将它铲除。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只好撰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
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
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然而，具有如此定力的人少而又少，更多的官员受利益原则的强力驱动，自污的快乐恰似吸毒上瘾一般，如何能够戒绝？
在封建社会里，既然是“衙门”独大，那么跻身于国家的管理层（政府）中，换言之，一朝脱下青衫，踏上仕途，即意味着权势、荣耀、威福、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求之若渴的东西，均纷至沓来。官愈大，位愈尊，权愈重，则享受愈丰。——故而恶棍、小人无不视仕途为利途，他们作了官，则无须剪径、贩毒、绑票、抢银行、开妓院、走私军火，无须受太多的辛劳，冒太多的风险，贼之所需，官皆有之，取舍用藏皆可运乎一心，存乎一意。因此客观一点说，贪官比强盗更可怕。强盗即算是明火执仗，公然抢劫，也会“买卖做成就跑路”，决不敢像水蛭似地咬定“腿杆”不放松；贪官则肆无忌惮，他们比海中八爪章鱼的吸盘还要咬得紧，死死咬住某个部位，吸“血”无餍。古人所说的“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自是指明了一种事实。在古代，天下是皇帝老儿的私产，贪官吞的是皇家的银钱，皇帝老儿还能不严于吏治，堵绝贼路？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算是像雍正皇帝那样大开杀戒，天天切瓜似地砍人，贼路也还是堵绝不了。
贪官聚敛了如山如海的老百姓的血汗钱，可以随心所欲，大把大把地挥霍，还要干出许多可恶的事情，让大家生气，诸如垮桥垮堤垮房的惨事，我们就屡有耳闻。贪官账号上的巨额财富属于几何增长，你若单凭劳动和智慧去苦挣，再努力一百辈子都不会挨边。有一次，闲谈官场阴暗面时，我问一位在学界素以正直著名的老学者，如果他当了大官，手中握有实权，会不会贪？他丝毫不虚伪地说，他肯定会贪，既然贿赂公行，你不贪，便会显得你弱智，显得你不合群，唯有自污才能自我保护；他还说，这是体制的问题，与个人私德没有必然关系。若换在西方，在美国，在日本，在新加坡，公务员收贿行贿，犯了法，很少能侥幸过关，一旦露馅，不仅要遭牢狱之灾，还会声名狼藉，尸臭十年不绝，他的幸福便算是到了头。因此在先进发达国家，即使是个人私德有严重缺陷的官员，在毫不留情的传媒与司法眈眈虎视之下，也会反复权衡利害得失，不仅屁股下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手脚也来不得半点脏污。真逼着他们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近日，我读岳飞之孙岳珂编撰的《桯史》，其中讲到一则故事。某位箪瓢屡空的士子（读书人）羡慕毗邻的富家要享用有享用，要乐子有乐子，便满怀诚意，去讨教致富的经验。那富家翁原是个爽快人，这回却卖了关子，他说：“要致富，可不简单，可不容易，你回去斋戒三日吧，我再将其中的秘诀传授给你。”那位书生遵其所嘱，三日后再来请教，还特意奉上了一笔拜师的贽金。富家翁见他确实心诚，就关起雕花的梓木房门，设案焚香，然后郑重相告：“大凡致富的门道，不外乎除去心中的‘五贼’，这‘五贼’不除，则受穷受苦一世。”那位书生闻言为之一惊，赶紧询问富家翁：“那‘五贼’是何方妖孽？”富家翁将油嘴凑近他的耳朵，神秘兮兮地告诉他：“实不相瞒，‘五贼’就是仁、义、礼、智、信，必须斩草除根，一个都不能留！”
当代贪官听了这则故事，很可能将它视同野人献曝，会当场笑掉门牙。要他们仅用一句话总结心得，可能比不上那位八、九百年前的富家翁，但他们的悟性的确已到了那个火候。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横财”从何而来？当然是要多收赃款才有，狠刮地皮才有，先投掷“炸药包”（成捆的钞票）后产出金矿银矿才有。东汉的清官杨震拒收故人的贿赂，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今日的贪官听来，肯定要嘲笑杨震胆子太小，简直不像个男子汉，就算人尽皆知又如何？只要后台够硬，上能摸平，下能摆平，就丝毫不碍事。明朝户部尚书张津，曾在官暑客厅张贴了一副对联：“宽一分，则民多受一份赐；取一分，则官不值一文钱。”这副对联若让当代贪官见了，更会笑掉大牙，一分都不取，岂非傻瓜？何况自己不取，也自有人取，那钱并不会因此返还到老百姓手中。当代不是有句黑色幽默的口号流传甚广吗，“一个贪官污吏倒下去，千万个贪官污吏站起来”，大家前仆后继，都有了“烈士情结”，你独善其身还顶个屁用！
《桯史》中还有一则趣话，对当官的同志不敬得很。讲的是自号“滚海蛟”的海盗郑广曾在福建莆田一带啸聚渔民，大行剽掠，官府也拿他没辙。硬的一手对付不了，皇帝老儿便下诏招安（化敌为友的软手段），表彰其悔罪归顺，于法外开恩，赏给他一个武职，让他为朝廷效力。因郑广原是海盗出身，同僚对他无不侧目而视，甚至没谁肯站着跟他扯扯闲谈，这令郑广心中大为窝火。有一天，郑广见那些自命风雅的同僚在一起谈诗论句，便走过去主动搭话：“我郑广是个大老粗，作了首歪诗，想献个丑，念给大家听听，不知行不行？”大家见他也来附庸风雅，估计猫屁不通，便打算看他当众大出洋相。诗是现成的，郑广朗声吟诵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这诗一念完，那些挨了嘲骂的贪官污吏便灰溜溜地走开了，郑广则吐尽胸中那口郁闷已久的鸟气，开心之极，忍不住哈哈大笑。
郑广做过海盗，尚且敢说自己强于贪官，这不是将官场的黑暗揭露无遗了吗？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说：“今受其直（值）而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意思是，如今本朝收受百姓赋税，却怠慢他们事情的官员，比比皆是；岂止怠慢百姓的事情，还想方设法盗取他们的财物。你说此辈硕鼠可恨不可恨？苏轼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中则下语更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也就是是说，贪官即为大盗，一旦坐实，则恶名终身难以洗脱。
临到这篇文章结尾时，我忽然记起齐白石老人晚年的一幅画，画的是位穿白袍的清官，年纪大了，醉态可掬地伏在酒瓮上，酒杓柄挂着一串铜子，题曰：“宰相归田，囊底无钱，宁可为盗，也不伤廉。”如此说来，作强盗真胜过作贪官，因为盗亦有道啊！亲爱的朋友，对此一端，不知你是否也表示同意？
早在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叶，西方观察家即异常惊奇地发现中国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四方好手如云，出路（仕途）却只有一条，要想不塞车，不撞车，不翻车，怎么可能？在一个官场如市场，缺乏良性监督机制的国家，那些“具有高度觉悟性”的官员出入其中，要他们个个成为意志力坚强的超级铁人，面对金山银山美人美物不动念，不伸手，不开荤，怎么可能？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就放开了胆，捞过了界，连汪洋大盗见了，也自叹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