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的脑子一半在神话里面，一半在现实当中。刚刚上小学，当老师在黑板上教一个字的第三个笔划时，我可能被窗外的桃花吸引住了。风吹过，碧桃树从袖子甩出花瓣，像把一封信撕碎了，撒在地上嗟叹。老师说的历史故事固然可听，但倘若窗台爬过一只甲虫，会使我们立刻像狗一样警觉，看它驮着花碗似的甲壳，慢慢爬过水泥裂缝。总之，上学快乐。
我入学时年龄尚不够，因为父母经常下乡，无暇顾我，寄寓学校，可追随我姐往来。“学不学的倒其次。”我爸说。这是赤峰市第七小学，即蒙古族小学。
入学前，父亲携我到校长办公室考试。“这是几个？”校长推出左掌。“五个。”我答。他平伸双掌，我说：“十。”我爸满意地笑了。
“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是多少？”校长问。
我愕然了，为什么要把手指和脚趾加到一块呢？这毫无道理。况且我也没留意脚上有几个趾头。
“二十。”我爸说，“二十。”我说。
校长宽厚地笑了。
这样，入学考试顺利通过。
校长名叫宝音三。平日，他在校园拣废纸、修理门窗，面色沉静。冬天，他帮我们生炉子。见到了孩子——即我们时，会久久吸引住他的目光，笑意像水波纹那样从眼角嘴边扩充到整个脸膛。有时，我们背手扯着嗓子朗读课文时，会发现他在窗外静听，表情不仅满意，好像还有一些感动。
上操的时候，宝音三校长站在操场的土台上指出我们的未来。他身后是茂密的碧桃树，树身闪着缎子似的亮光，而叶子像柳叶一样，弯而长，带着锯齿。从树的间隙，能看到体育老师办公室的地上堆着的排球。我们的教室红砖红瓦，但瓦的颜色比砖浅一些。窗户全都刷着绿漆，砖缝勾白粉。宝音三讲话的时候，张臂，前倾着腰身，仿佛这样离台下的我们更近些，表情也更加热切。
“在你们中间，长大之后会有一位飞行员……”
我站在第一排，听到这话，常回头看到底谁是飞行员。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会有勘探队员，为国家寻找宝藏。会有火车司机……”
他张着手，仿佛怕这理想跑掉。我敢打赌，他比任何人都相信我们必然会成为飞行员……员。有一次，他说到这些时，竟有些哽咽。他那张老年的、妇人一样善良的脸上，泪水流了下来，但眼睛仍然深邃地带着笑意望着我们。
在我后来想到这些事情时，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父辈是新中国第一批蒙古族干部，譬如班上有人的父亲是盟长或司令。他们大都在军界服务过。换句话说，我们的父辈，包括我父亲是打天下从战火里钻出来的幸存者。而这些人的孩子，在宝音三看来，是可珍贵可造就的蒙古族未来的希望。虽然我们很无知，只贪玩，连自己脚上有几个趾头都不清楚。但不妨碍宝音三从裤兜里掏手绢为我们擦鼻涕，蹲下身子给我们系鞋带。
这是我上学后半年内的事情。从后半年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文革，文革使我惊骇的第一件事是，早上，老师们站在校门口向我们鞠躬请罪。然后是砸玻璃，我们班的门竟然也消失了。宝音三和其他蒙古族教师在工人师傅面前惶恐如罪人。
后来——我记得是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班一米多高的大铁炉子沾着血，夹杂着头发，炉盖上涂满奶酪似的液体。这情景不幸被我看到了，但不知是怎么回事。
有人告诉我，宝音三死了，炉盖上是他的脑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被砸死的，还是自杀。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为什么在我们教室。只觉得宝校长淌出那么多白花花的脑浆，不可思议。
就在那几天，教室门后的墙上有一行墨写的标语：宝音三万碎！我们以为是反标，就慌慌张张报告了校方。校领导（工人代表）微笑着解释，这不是反标，是讽刺。
我第一次听到“讽刺”这个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宝音三被铁炉盖击中头颅，闭目惨叫那一瞬间的表情。难道这还不够，还需要讽刺吗？从童年起，我就感受到人心的冷酷与深不可测。后来我当知青时，一个人看守庄稼，有时间回忆过去的事情。在想到宝音三之死时，曾不解，这个慈蔼的、老母鸡似的校长，如何会激发别人那么大的仇恨呢？终于想明白了：仅凭他想把蒙古族子弟培养成才这一点，就让有的人认为他死有余辜。从此，我不再想这件事情。
宝音三译成汉语人名，应是福旺或隆福。可惜他没有熬过文革的劫难。而想到他站在土台上、伸出双臂对我们的期望时，我真的感到自己的惭愧。我不知小学同学中有没有人当上飞行员，但我每每听到飞机的啸声，仰望云层的时候，常常想起宝音三，我的第一个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