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日本应该说发生了两次地震：阪神的房倒屋塌是大自然的一场躁怒，而奥姆真理教的出现及侵扰则属于“精神地震”。
奥姆真理教出现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耐人寻味之处颇多。从明治维新以来，这个岛国就孜孜于科学教育的昌达，而在战后，科技立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国策。畅销于世界各地的日本汽车与电器无不证明这个国家及其国民成为以科学尤其是技术为本的种族。但就在这样一个国度，仍然出现了信徒众多的奥姆真理教。
这样，我们不得已得出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科技昌明，也不意味着蒙昧的绝迹——包括残害人类的蒙昧的大行其道。
日本人是学历最高的国民之一，即使农民与渔夫也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并没妨碍一种邪教在其中流行。
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仰。
作为精神层面的信仰，是人类处境无论发展到如何发达程度之后都无法规避甚至必须依存的生活支柱。即使科学也替代不了信仰，人类享受层面上的声色犬马更代替不了信仰。日本人其勤奋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被世人讥为“经济动物”。作为有灵性的人奔波至此，其精神上的迷失就不难体味。包括产生与盲从一种邪教。
说到信仰不能不提到宗教。日本与多数东亚国家一样，缺少完整意义上的宗教背景，即由神学教义到世俗规范的每人每日的功课，所谓“儒”在中日两国只是“学”而无法成其“教”。而他们的“日照大神”也如蒙古人的“苍狼”一样，属于图腾式的崇拜物，与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可以遵守力行的信仰教义无关。在宗教上，日本人的心灵属于真空状态。
宗教一事，无论把它归于鸦片或福音，总可以成为信仰范畴的精神藉慰和行为准则。当然另一些人也可能利用宗教造反或谋私。它是人类漫长的精神旅途的一段策杖。即使不能救世，也不见得害人。譬如佛门弟子不杀生，当然也不会用沙林毒气荼毒生灵。拿伊斯兰教来说，其最重要的教义是“除安拉外，没有其他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是穆斯林从出生到辞世必须念诵的祷词，即表明信仰的宣誓。这意味着，在伊斯兰国家无法确定另一种样式的偶像，无论“文革”式的个人崇拜或奥姆真理教及几年前集体自杀的人民圣殿教现象。而人与神也被截然分开——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而不会出现洪秀全式的由人变神的闹剧，这种闹剧对老百姓则可能变成悲剧。
这里没有推广宗教的用意，促进人类进步的前景只能由经济的进步与精神上的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奥姆真理教之类的东西并不属于宗教，而是反社会同时反宗教的邪说与犯罪团伙。人们注意到，这种邪说大约可以在两种情形下发生：经济匮乏、科学蒙昧和民不聊生的时刻，或者包括“声光化电”极其发达，物质生活优裕但人心空虚的时刻。邪说的盛行正好利用缺少完整宗教背景的人文状态，它利用的是俗众的信仰真空（包括高学历的俗众）。而奥姆真理教信徒中，大量的博士和硕士们在研制生化武器的时候，我们不仅为科学的尊严受到贬损而沮丧，也对科技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反思。
有人说日本是“技术大国”，而非“科学大国”，这话大抵不错，虽然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但技术只是“术”，而科学是“道”。术不过是生存方法，而道是集合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并使个体有充分理由活下去的依据和理想。正像人称武术、纵横术与医道、孝道有区别一样。技术可以使人类走向便捷与舒适化，但导致不了人性的完善——而只是器具的完善，它使人类面临如克尔凯郭尔所称“进入一种没有困难的生活”。科学产生技术，也产生更符合人性的民主，以及对现在与未来更富于理性的高标。如果科学不能完全代表信仰，但能够导向信仰，而一个有信仰的个体或种族，大约永远也不至于陷入可悲甚至可耻的“精神地震”。
因此当我们重视审视信仰的时候，也是隐忧心灵之泉枯涸的时候，因而可以说，信仰不止是爬雪山过草地生存极限受到挑战的支撑，也是奔走于汽车洋房之间精神落寞的发达国民白领阶层的心灵定盘星。在发展中的中国，在繁荣的同时，物欲已从周遭逼近。人们在默念已经拥有或期冀拥有的东西时，不妨同时在心里抚摸擦拭自己的信仰。倘若没有信仰，就把自己做过的所有善事聚成一束光，置身其下。
信仰不遥远，把公家日夜淌水的龙头拧紧，对怀有敌意的人抱以微笑，每年读一本好书，给失学的儿童捐一点钱，拒绝虚伪，从平庸的日子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相信真诚比欺骗更有力量。这样，我们已经从微小中占有了崇高的信仰，就像巴颜喀拉山的小溪最后形成黄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