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飞快，天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清早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可总是苦于时间不够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保尔住在奥库涅夫这里。他已在铁路工厂干活了，当电工的助手。
保尔好不容易才说服奥库涅夫自己暂不参与领导工作。
“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你却想躲在车间里享清闲。保尔，我太了解你了，问题不在这里。你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讲出真正的原因。”奥库涅夫追问保尔。
“真正的原因是我想学习。”
“好哇！……原来是这样！你想学习，那么你以为我就不想吗？老兄，就是说，我们忙得晕头转向，你却只管看书学习。亲爱的，这不行，明天你就到组织部上班吧。”
不过，争了半天，奥库涅夫毕竟让了一步：
“算了，两个月内，我不来打扰你。”
对于保尔回厂，茨韦塔耶夫是怀着戒心的。他认为，保尔一来就会跟他争当领导。然而没过几天，他发觉自己估计错了。保尔刚听说团委会打算要他参加工作，就跑进书记办公室，说自己跟奥库涅夫谈妥了的，请团委会从议事日程上撤销这个问题。在车间团支部，保尔也只抓个政治学习小组，并不想在支部里担任什么职位。不过保尔对整个团工作的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不止一次，他以友好的态度，悄悄地帮助茨韦塔耶夫摆脱了困境。
一天，茨韦塔耶夫走进车间，他吃惊地发现，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青年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他们刮掉多年的污垢，把废铜烂铁和垃圾往外运。水泥地面沾满油污，保尔正在用大拖把使劲地擦。
“你们怎么想起来大搞卫生了？”茨韦塔耶夫问。
“我们不想在肮脏的环境中继续干活了。这儿已经有二十年没大扫除了。我们要在一周内使车间焕然一新。”保尔简短地回答。
一个星期后，整个车间亮亮堂堂的，带有铁栏的大玻璃窗上，多年的油污清除掉了，阳光毫无阻隔地射进机器间，照向柴油机，那些擦干净了的铜质部件闪光发亮。
一件看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团组织里的平静。
中修车间的团支部委员费金，在铁板上钻孔时，因为不听工长霍多罗夫的劝告，结果把昂贵的美国钻头弄坏了。霍多罗夫曾经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对有些团员很看不惯，但是他精通本行，能够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车间主任打了报告，要求开除费金。团支部为费金说好话，指责工长打击青年积极分子。于是，这件事情转到工厂的团委会上来讨论。这么着，团委会内的争执也就开始了。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办公室里召开的。五个团委委员，有三个主张给予费金警告处分，并调他去干别的工作。另外两个委员则认为费金没有过错。
党小组组长霍木托夫正要发言，外面有人敲门。女油漆工卡秋莎去开了门，见保尔站在外面，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去，茨韦塔耶夫叫住了他：
“保尔！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脸上一红，他慢慢地转过身来：
“这我知道。我想了解你们对费金事件的处理意见。我还想提出一个有关的新问题。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不反对。不过你总该知道，团委内部会议是只有团委委员参加的。但是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的双眉之间，出现了皱纹。
“何必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木托夫表示异议。
保尔做个手势，让他别再往下说，自己坐到一只方凳上。
“我对这个事件有话要说，”霍木托夫于是言归正传。“不错，工长霍多罗夫这个人是不合群，但是咱们的劳动纪律也确实差劲儿。如果所有的团员都这样随随便便弄坏钻头，那咱们干活就会连工具也没有了。这对团外青年的影响将是多么恶劣。我认为，要给费金警告处分。”
他话音没落，茨韦塔耶夫就开始反驳了。
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保尔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克制着自己，让他说话。
“费金事件是个信号。主要的问题不在他一个人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23%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5至15分钟。17%的共青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团外青年呢，旷工的占14%。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还顺便记下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矿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4%。损坏工具的，90%是青年工人。由此可见，咱们团员干活，跟党员和中年以上的工人相比，差得太远了。不过，也并不全都是这样，锻工车间非常好，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车间就差得远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找差距，赶先进。我们必须下大工夫，花大力气，改变那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状。老工人说得很直爽‘我们当家作主了，没有理由不好好干’。要说过错，首先是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咱们不仅没有同这股不正之风进行坚决斗争，反而常常找借口，袒护像费金那样的人。
刚才有人发言，说费金是自己人，就是所谓的‘哥儿们’，就算弄坏了钻头，也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一桩。何况，霍多罗夫是外人……是的，这位工长爱挑刺儿找毛病，可他有三十年工龄！眼前这件事，他做得对！他这个外人都能爱护国家财产，我们却任意损坏昂贵的进口工具。这种反常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我建议把费金开除出团，理由是他吊儿郎当、玩忽职守、破坏生产。整个情况，要写成文字，登在墙报上，不遮不盖，不怕任何议论。咱们是有力量的，咱们会得到支持，咱们一定能让后进赶上先进。”
保尔说得激昂而尖锐，茨韦塔耶夫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然而由于戒备心理在作怪，他觉得保尔是在企图动摇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因此他决定反击。他指责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很晚了，辩论才显示出结果：茨韦塔耶夫被大量事实击败，丧失了多数的支持。在最后表决之前，他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的，我走，不过这不能使你脸上增光。”
茨韦塔耶夫疾言厉色地呵斥：
“你有什么可吓唬我的？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既然你自己不工作，那就不要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额头……
保尔来到托卡列夫家里，这个钳工出身的区委书记正在吃晚饭。托卡列夫招呼他坐下，让老伴给他盛一碗米饭来。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上班的时候，保尔常到他家坐坐，很晚才走。
托卡列夫听完保尔的叙述，说：
“当然，你是对的。这类事情，我们早就该好好地抓。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理应从这个厂抓起。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了一场？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有一股傲气，可你不是挺会做年轻人的工作吗？对了，你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
“我在车间干活。在团支部抓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职务？”
“前一阵身体有点虚弱，又想多看点书，所以我没正式参与领导工作。”
“瞧你，这哪儿成！”托卡列夫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虚弱这一条，可以使你免挨一顿批评。近来是不是好一点了？”
“是的。”
“那么这样吧，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别再推三推四的了。你见过谁是站在旁边轻轻松松就办成了事情的？那个奥库涅夫，我也得骂他一通。”
“老爷子，你可别训他，”保尔为奥库涅夫开脱。“是我自己求他不要给我压担子的。”
费金被开除出团了。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抓政治教育工作，这就是保尔·柯察金。散会后，保尔在外面等待着茨韦塔耶夫。
“一块儿走吧，咱们有话要谈谈。”他走到茨韦塔耶夫跟前。
“谈什么？”茨韦塔耶夫粗声粗气地问。
保尔挽住他的胳膊，和他并肩走了几步，在一张长凳旁边站住。
“坐一会儿。”保尔自己先坐下。
“茨韦塔耶夫，说说看，你为什么恨我？”
“原来你要谈这个。我还以为要谈工作呢！”茨韦塔耶夫装得很惊讶。
保尔毅然地伸出手来，放到茨韦塔耶夫的膝盖上。
“别演戏了。你有话直说，为什么恨我？”
“谁恨你啦！”
保尔在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点诚意，不由激动地说：
“你以为我挡着你的道，以为我梦里也在想坐你的书记位子，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你不至于为了费金的事跟我大闹一场。这样相处，会使整个工作受到损失的。所以，你听我说吧，咱们没有理由势不两立。你我都是青年工人，只要你认为咱们共同的事业高于一切，那就把手伸给我，从明天开始，我们协同作战。来，这是我伸给你的手，握住吧，现在这还是同志的手。”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到对方那骨节粗大的手，放到自己的手掌上了。
过了一个星期，临近下班时间，区党委的各个办公室里都渐渐静了下来。托卡列夫还没走，他正在看新收上来的材料。
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说。
保尔走了进来，他把两张填好的表格放到书记面前。
托卡列夫看看表格，又望望这年轻人。他拿起钢笔，在入党介绍人党龄的一栏里填了“1903”，又在旁边签上名。
“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让我这个白发老头子丢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