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红军战士，另一个是高个子，戴着夹鼻子的眼镜，套着红袖章，上面写明是“纠察队长”。
丽达走来了，问：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
高个子一本正经地回答：
“是的？你有什么事？”
“请让我进去。”
高个子堵住了半边门。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丽达，问：
“您有证件吗？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手提包里取出烫金的代表证。高个子念出几个字：“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那官腔马上收了起来，变得很热情，跟“老熟人”似的：
“请吧，请进，左边有的是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找个空座位坐下了。丽达仔细地听会议主席的讲话，她觉得声音好熟：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一次核对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来了，这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名字。
他叫到谁，谁就举一下手，手里拿着红色或白色的代表证。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忽然，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丽达一回头，朝举起手来的那边望去，一排排代表坐在那儿，她没有找到潘克拉托夫。名字念得很快，又听到一个熟人——“奥库涅夫”，紧跟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发现了扎尔基，他坐得离她很近，就在斜对面。这准是他的侧影……错不了，是扎尔基——孤儿、红军战士、红旗勋章获得者、团干部。丽达已有几年没看见他了。名字在一个个念过去。突然，其中一个名字，使丽达打了一个寒战：
“保尔。”
前面很远的地方，一只手举起又放下。说也奇怪，丽达非常渴望看看这个和自己的亡友同名的人。她目不斜视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偏偏所有的后脑勺全一个样。丽达站起来，沿着靠墙的过道，朝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念完了名单，传来一片挪动椅子的声响，大家准备离开。阿基姆竭力压倒大厅里的喧闹声，叮嘱着：
“大家别迟到……大剧院……7点钟……”
大厅出口处，人们挤成一堆。
丽达明白，名单上念到的那些老朋友就在这股人流中，可要找出他们，那可太难了。突然，她听见后面有人在招呼：
“怎么样，保尔，咱们也走吧！”
接着，有个声音在回答：
“哎，走吧。”
这声音多么熟悉，多么难忘啊。
丽达赶紧回头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身材颀长，脸色微黑，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腰间系着皮带，下面是蓝色马裤。
丽达望着他，两眼睁得圆圆的。直到保尔伸出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着声音，轻轻唤一声“丽达”，她才回过神来：这确实是保尔。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等于把一切都告诉了保尔：丽达一直以为保尔已经死了。
大厅空荡荡的，街上的喧闹声从敞开的窗户涌入，时钟洪亮地响了六下，可他俩都觉得，会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两个人沿着阔大的阶梯走向门口。丽达仔细地看看保尔。如今，保尔高出她半个头，依然是昔日模样，只是显得更刚毅、更沉稳了。
“瞧，我竟然还没有问你在哪儿工作。”
“我现在是专区团委书记。”
他们走到了大街上，街上汽车按着喇叭疾驶，行人熙来攘往。两个人几乎没有交谈，但心里都在默想着同一件事，就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大剧院。
他们进入了正厅，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就坐这儿吧。”
两个人在角落里坐下。
会场里，人越来越多。丽达说：
“我有个问题，希望得到答案。虽然这已经成为往事，但我想你会告诉我的：为什么你突然中断了咱们的学习和友谊呢？”
“丽达，现在我只能责备当时的保尔。总之，保尔在生活中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你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很好的开场白，但我等待着回答。”
保尔轻轻地说：
“在这件事情上，有错的不仅仅是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我正是学‘牛虻’的样子来处理对你的感情问题。现在我觉得挺可笑，但更多的是遗憾。”
“保尔，这番话三年前你就该说的，现在才说出来，只能留下遗憾了。”丽达若有所思，面带微笑地说。
“丽达，你说遗憾，是因为我始终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可能更进一步吗？”
“原本是可以的，但现在晚了一点，牛虻同志。”
丽达这样戏称保尔，自己也微微一笑，然后作了解释：
“我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的爸爸和我情投意合。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如今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她用手指碰一下保尔，表示关切。不过她立刻明白，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没错儿，这三年来，他并非仅仅在体格方面成长了。丽达从保尔的眼睛里看出，他此刻心里很懊恼，但他同时毫不做作地、真诚地说：
“无论如何，我所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要多得多。”
谈话结束了，保尔和丽达站起身来走到前面去，离主席台近一些。
乐队奏响乐曲。包厢和正厅的数千个位子已经坐满了人。剧院宽敞辉宏，伟大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推选出他们最优秀的分子在这儿相聚一堂。主席台的帷幕上方写着闪闪发亮的大字——“未来属于我们”。
还有人在进入会场。再过几分钟，厚重的天鹅绒帷幕将缓缓地拉开，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在这极为庄严的时刻，也会禁不住心潮起伏。他激动地宣布：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
革命的伟大和威力，保尔是空前强烈、空前深切地感受到了。是生活把他送到这里参加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大会，他感到说不出的自豪和极大的欢乐。
大会占去参加者的全部时间，他们从清早到深夜都没有一点空闲。直至最后一次会议，保尔才又见到丽达。
“明天，大会闭幕以后，我很快就要赶回去，”丽达说，“不晓得我们能不能临别再谈一次，所以，我明天准备交给你两本旧日记，还有一封短信。你看完了，把日记寄还给我，我没有告诉你的事情，你看了日记就会知道了。”
保尔握握她的手，对她又凝视了片刻，仿佛要把她的容貌铭记在心。
第二天，他俩如约在大门口见面，丽达把一个小包和一封信交给了他。
第三天，他们分别乘上列车，各奔东西。
晚上，保尔等大家都睡了以后才凑近灯光，拆开信：
亲爱的保尔！
这些话，我本来可以当面告诉你的，不过这样写下来更好些。我只有一点希望：别让我们在大会前的交谈给你生活中留下痛苦，我知道你很坚强，所以相信你说的话。
保尔，你对自己不要太苛求。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还有美好的感情所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对你生活的主要内容，我是一点也不担心的。紧握你的手。
丽达
保尔默默地想着，把信撕碎，然后两手伸出车窗，让碎纸片随风飘散。
第二天清晨，他包好两本已经看完的日记。列车到了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包括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尔，都下车了。奥库涅夫要到基辅去。潘克拉托夫已经当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也要去办事。保尔上邮局给丽达寄日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