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思想虽然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实践也从20 世纪50 年代初南斯拉夫探索自治社会主义起就开始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过渡经济学却只有十多年的历史。90 年代以前的改革与90 年代以后的过渡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实践上看，90 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中进行的，而在9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被否定了，宪法制度的改革演变成了宪法制度的“革命”。从理论上看，90 年代以前的改革是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探索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商品关系的兼容性，而在90 年代以后，过渡经济学被纳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1989 年，在苏东剧变前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瓦科斯（Ko vacs）在一篇名为“改革经济学思路的演进与分类”的论文中，曾这样预言了改革经济学的灰暗命运（Ko-vacs，1989），他说：
“在东欧，新自由主义正在给改革思想掘墓，有人说，‘你过去想构造一本跟得上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概念的分类学，现在你应该为改革思维作为一个总体写个讣告’。自由主义思维在东欧的再现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使‘什么是改革经济学’和‘如何比较不同的改革概念’之类的问题变得过时。”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苏联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纷纷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增长，随着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激进式改革的大规模实施，苏联东欧的改革理论全面转向，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转变为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
在苏东剧变刚发生时，在正统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实践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对于激进式改革的乐观预期很快就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被悲观的情绪所代替，波兰学者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的观点代表了这种认识：
“东欧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了灾难。灾难一开始就以真正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形式表现出来，其破坏程度之强为当代历史所仅见。之后，这场灾难又表现为自毁自灭，几乎一分不取地将自己的大部分国有固定财产出让给外国人。”（卡齐米耶日·Z ·波兹南斯基，2004）
经济转型的结果在许多方面出人意料：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内部人”获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引人注目的增长；俄罗斯的所谓黑手党现象严重；如此之多的国家分崩离析；最大的正面意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有这些都表明经济学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转型的任务，人们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诸葛亮”（热若尔·罗兰，2002）。虽然推崇激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理由来为原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恶劣绩效辩护，比如改革的绩效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而与改革的政策和路径无关，宪政规则的彻底改变所造成的短期内的负面效应会带来长期的繁荣，就像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带来法国的强盛一样，等等（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2）。然而，正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讲求实际的经济学家们绝不会满足于百年的等待。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原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0 年独联体国家的 GDP 仅相当于1990 年的62.7%，而到2002 年中国的GDP 相当于1978 年的8.6 倍，1991~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4%，增长了近1 倍，而俄罗斯则减少了近一半。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试图从中吸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斯蒂格利茨，2000）。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代之而起的是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关注。
从最初对渐进式改革的否定，到逐步承认其合理性，进而使肯定性意见成为主流，最后导致“北京共识”的出现，理论观点的这种巨大转变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二十多年持续稳定高速的增长。经济转型的丰富实践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刻反思。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机理以及经济转型中市场的作用、政府的地位、国有企业的前途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于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绩效和经验也有着不同的判断，由此形成了过渡经济学的若干不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