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观点不应当被忽视，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这一体系从它诞生起就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宗主国和殖民地、中心国或外围国，最上层是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多样产品的中心国，最下层是主要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且种类不多产品的外围国，这两类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中心国家通过榨取外围国家的剩余而得以发展，而外围国家则由于处于依附地位而失去了自主积累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依附关系的核心是中心对外围剩余的榨取与剥削，对于这种剩余榨取的机制和过程，这派学者作了许多的探索和研究。希腊裔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成本论是以资本不流动为理论前提的，但实际的情况是，资本是可以在国际间流动的，而劳动力则难以流动。资本的国际流动，导致了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形成了世界市场统一的生产价格，劳动力的不能流动，导致了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中心国的工资远高于外围国。当工资不同的中心国与外围国使用同样的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在国际上出售时，由于国际利润率平均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由低工资的穷国转移到了高工资的富国。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对这种机制作了如下概括：（1）国际价格。由于世界市场的垄断造成的不平等交换，使中心国通过国际价格吞占了不发达国家的成果。（2）服务。由于知识产权的垄断，依附国生产的大量剩余通过服务费的形式（主要包括运费、保险费、技术服务费、商标和专利费）转移到发达国家。（3）资本输出。通过资本输出和国际资本市场，中心国把全世界大部分劳动者置于国际资本的剥削之下，直接攫取外围国家的剩余。（4）依附的积累机制。外债和国际“援助”，通过外债和所谓国际“援助”，使外围国对中心国的依附不断加深。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把塑造当代帝国主义统治和导致全球两极分化的机制概括为五种垄断，这五种垄断是：（1）对新技术的垄断；（2）对全球范围上的金融流动的垄断；（3）对地球自然资源的获取的控制；
（4）对通讯和媒体的手段的控制；（5）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依附论学者认为，外围国家只有打破了这几种垄断，有能力完成自我中心的积累后，才谈得上真正的发展。
虽然依附论的理论中存在不少值得商讨之处和明显的不足，对于依附论的评价国内外学者也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是，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值得我们重视。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历了数百年被殖民被欺凌的悲惨境地。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走上了实现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显著成绩。尽管如此，能够摆脱经济上的依附状态、成功实现自主发展的国家还是极其有限的。自由贸易理论所宣扬的互惠互利和共同富裕不仅没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却成了现实。
那么，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自主发展呢？这取决于许许多多的因素，如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经济与政治体制、国家的政策、国际国内环境以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等，但以下两个因素是最基本的：
1.科学与技术的自主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个国家所具有的科技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它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决定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国家拥有关键性的自主技术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因而处于支配的一方；而外围国家则不具有关键性的自主技术和持续的创新能力，因而处于依附地位。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它使得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农业国沦为了工业国的殖民地。19 世纪后半期发生了以电力和电动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以重化工业的兴起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或帝国主义阶段，在经济上确立了对落后国家的全面的统治，并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从而“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信息革命的广泛普及和信息技术成为基本的技术范式，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的全球分工体系：基于信息劳动的高价值生产者；基于低成本劳动的大批量生产者；基于自然馈赠的原料生产者；还原为贬值劳动的剩余生产者。这是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经济网络，拥有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国家和个人在这个网络中处在最为有利的地位。
2.制度与政策的自主选择。任何制度和政策都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抽象的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国家的制度与政策是不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自主地选择适合国情的制度与政策，才能找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而制度与政策上的自主性又是以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前提的。以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为宗旨的所谓的“小政府”和“弱政府”，对一个处在急剧转型和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完全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比，后进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式和强制性的现代化，即这种形式的现代化并不是本国内部因素自然积累和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刺激和冲击下，由国家的领导者自上而下发动和组织的，因而它不可能重复先进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自发演化而缓慢实现的现代化路径，而必须借助国家的强有力调节，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发展路线，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保护本国民族的幼稚产业，建立自己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推动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国家的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因此，后进国家的成功现代化模式必定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日本、德国、苏联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经验都说明了这一点。
概括地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后进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道路：一种是外向依附型和边缘化式的经济模式；另一种是自主开放和自主发展型经济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
1.前者过度依赖外资，而且在外资的进入规模、结构、投向上失去了控制权；后者则在尽可能利用外资的同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控制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投向。
2.前者过度依赖国外的技术扩散，缺乏原创技术；后者则在积极引进先进的适应性技术的同时，注重提高本国的原创力。
3.前者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后者则在有选择地利用发达国家扩散和转移的产业的同时，不断调整和提升自己的产业层次。
4.前者过度依赖对发达国家的低层次的出口；后者则在注重扩大出口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开拓和扩大内需上。
5.前者过度依赖于被大国所操纵的国际金融与贸易组织，放弃自己的经济与政治主权；后者则在主动加入这些组织的同时，保持经济和政治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6.前者接受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不断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后者则要坚持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从根本上说，成功地实现发展需要利用全球化，驯服全球化，而不是顺从全球化，成为发达国家实现其民族利益的工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有些国家的全球化并不是以促进本国人民的福利的方式进行的。全球化的进程是受外部支配的，其结果是国家更贫困，社会更不安定，人民更无发言权，民主更软弱，经济更动荡，社会结构更脆弱，在许多案例中反映为暴力频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除了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外，别无选择。实行这一模式的关键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积极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坚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胆地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管理等方面所创造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另一方面，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把引进与开放创新、利用外资与自己积累结合起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使对外开放更健康地发展，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