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在这种条件下，是按照西方的主流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学说通过市场竞争自发选择自己的产业结构呢？还是在遵循市场自发调节的同时，通过政府的作用主动培养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学术界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赞同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家认为，给定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中国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其理由是，“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重要方法就是，“诱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他们还论证，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相反，如果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该企业就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利润，甚至经营亏损或者失败。此时，整个经济积累、经济剩余的能力就受到损害，其用于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数量也必然会减少。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而且，也是不断积累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
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前面我们已经作了分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现实经验上看，中国经济近二十年取得的成就是否可能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说明是很有疑问的。以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制造品的比例看，在2003年，中国的同一指标为 27%，不仅远高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5%），而且超过巴西（12%）、俄罗斯（19%）以及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数（21%），反而接近于公认的已臻成熟的工业国家韩国（32%）；而除了印度外，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都是远高于中国，从而它们的“劳动力丰裕”或“资本匮乏”程度都是应该远低于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上述指标的表现不是禀赋国际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轻易解释的。中国高科技出口产品的主要部分是电子信息产品，后者在2004年的出口总额达 2 075亿美元（同年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为1 655亿美元），占全部机械电子产品出口总额的 64%、占全部制造品出口总额近 36%，而这后一比率在 1988 年还只是6%（数据来源为商务部和信息产业部网站）。就生产技术特征而言，电子信息工业在中国只能归类为资本密集产业：其劳动生产率与整体制造业平均水平的比例，在大多数年份都达2倍，而按照贸易分析文献的惯用标准，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1的产业一般归类为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换言之，在整体外贸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中的相当一部分、而且是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的，并不符合禀赋国际比较优势。
遗憾的是，上述事实虽然否定了主张中国应当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观点，但却没有否定中国的生产体系对发达国家具有的严重依附性。以信息产业为例，2004年中国信息产业的销售收入达到2.65 万亿元，位居全球信息产品市场的第二位。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 3.8%，而美国英特尔公司一家全年实现销售额 309 亿美元，纯利润达100亿美元，利润率为 32%；韩国三星半导体公司全年营业额159亿美元，纯利润为 80 亿美元，利润率高达 50%。比如，一部2 000元左右的中档手机，其中1/3是用于购买芯片和支付技术协议的费用；一台 VCD（DVD），可获利 2美元，而交纳的专利费就高达1 美元以上；一个普通的无线鼠标，在美国售价为40美元，作为制造方的中国企业仅能拿到 3美元，而这 3 美元包括了除材料以外的全部生产成本。
生产体系的依附性并不仅仅表现在信息产业上，而实际上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根据《国际竞争力报告》的统计，按每万人产出专利（包括国际专利与国内专利）件数计算，中国为10.8件，而美国为1 714.4件，日本为 1 737 件，德国为1 534件，法国为1 504.9件，都超过中国150 倍以上；英国为 984.8件，韩国为554 件，是中国的50倍以上；印度为446件，也超过中国40倍。《中国产业地图》表明，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企业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 28 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控制权。据调查，目前（2002年数据，到2005年这些数据并没有重大改变，作者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 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 70%由进口产品占领。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自然受别人控制。产业失控的社会经济表现是过度依赖外源经济。据商务部统计，2002 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 51%，2003 年为 60.2%，而 2004 年达到了近80%（主要依赖美国和日本）。比如，2004 年，天津的314 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 99.4 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 99.1%。而103 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 234 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再比如，占中国经济总量 1/9 强的广东省，外源型经济2003年占全省90%以上。
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和繁荣与对外资和外贸的严重依赖性，不能不让人感到深深的担忧和尴尬。有两篇日本学者撰写的文章颇能说明中国经济的这种尴尬局面。
第一篇文章是日本经济学家谷川庆太郎撰写的，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在这篇文章中他举了两个事例：（1）不用日本的钢中国汽车就跑不动。日本新日铁公司研发出了尖端的特殊钢板技术。中国在 2003 年这一年里生产了430 万辆汽车，所使用的汽车（外装）用钢板全部是由日本生产的。（2）没有日本建筑机械中国建筑工地就不能开工。中国制造的建筑机械只使用了500小时其性能就显著地下降。日本造建筑机械虽比中国造在价格上要贵3倍，但若换算成使用一年的时间来考虑的话，买1辆日本造建筑机械比买6辆中国的建筑机械要合算，而且只用一半的成本。这两个事例说明，离开了日本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经济很难发展。
第二篇文章发表于日本《选择》月刊 1月号，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这篇文章指出，表面上，中国经济仍维持着非常好的势头。但是，如果冷静地看，其中许多企业只是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和发展势头，而实际潜力不大。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只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关系打造企业形象的独自技术。日本的制造业从乡镇工厂向国内市场的霸主，以及向全球企业腾飞的时期，日本努力关闭国内市场，彻底限制外资的影响力。而中国则因为全球化不得不在开放市场的时代建立产业基础。结果，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国内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以剽窃技术和品牌，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这样，生产过剩及竞相降价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国有许多摩托车、家电、电脑、手机等厂家，但是都在“没有利润地忙碌”“进行没有胜者的竞争”的原因。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有理有待认真考察，但是，他们所列举的反映的事实却是存在的。面对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清醒起来，超越比较优势的陷阱，推进自主创新，实现自主性发展，才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惟一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