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追求所谓的标准化、国际化、规范化成为了一种时髦，在一些学者看来，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毫无疑问地相信它、学习它，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实践它，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化和规范化，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按照这种逻辑，经济学是普适性的科学，因此，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当采取“述而不批”的态度，追求所谓“原汁原味”。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既有科学的一面，也在严重的缺陷，不能够照搬照抄。其原因概括来说：第一，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的一面之外，它还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有一种，而是存在众多的理论和流派，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可以照搬的理论。第三，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除此之外，正确认识这一问题，还需要弄清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对于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的问题也具有指导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过分强调事物的特殊性而忽视事物的普遍性，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过分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忽视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则必然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后一种错误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危害最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而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的右倾教条主义则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危险。
教条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没有过程意识、条件意识和历史意识，喜好从本本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常常用抽象的原则硬套丰富多彩的现实，试图把统一的模式强加给多元文化的现实，或者把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强制性地塞给条件并不具备的当下社会，甚至不惜用强制的手段和霸权的方式推行其所为的“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它的危害不仅在于它脱离实际，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更在于它经常把某些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要求伪装成了超越时空的普遍要求，从而为某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扩张自身利益的辩护性工具。如亨廷顿所说：“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 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 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2.逻辑与历史的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崇尚普遍性、一般性，特别重视抽象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工具运用。例如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应当是一门实证科学，它的性质与自然科学完全相同，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的理论体系，其正确性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其实，这种所谓的实证经济学是最不实证的，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现实的历史过程，抽象掉了历史、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成了抽象的数学问题。当然，我们不否认数学方法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看到，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经济分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经济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不是一个抽象的量的计算问题，而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动规律问题，或一定历史和社会规则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性质和结构，在这些方面数学方法并不总是有效的。例如，我们如何用数学描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从福特主义制度向后福特主义制度的演进过程呢？如何把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纳入统一的增长模式呢？如何说明用统一的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说明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在利益上完全对立的阶级的行为方式呢？应当认识到，数学是一门纯粹的逻辑科学，它以一套初始公理（假设）开始运用逻辑法则推出结论，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在假设和结果之间用了多少和多复杂的数学，其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由此，数学本身并不能成为判断理论结论对错的标准，数学模型的正确与否取决于经济理论假设的前提的现实性和正确性。如果对于经济理论存在错误理解，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其数学论证无论多么完美，都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科学的方法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这样说：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因此，逻辑的方法在本质上也是历史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那样：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
缺乏历史意识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它具体表现为：重当代，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重逻辑，轻经验，言必称希腊，必称英美。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看待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具有深厚的“西化式”的教条主义色彩，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熊彼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3.标准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像所有的科学一样，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也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允许并鼓励理论的创新和不同学派的并存与发展，这一点本来已是一个常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最初引入中国的时候，也是打着思想多元化的旗号以求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中国经济学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是，一旦“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们觉得自己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就打出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旗号，排斥异己、故步自封、唯我独尊，竭力主张与国际接轨，实行所谓的国际标准。任何不同意这种主张的经济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统统被赶出了经济学的大门，归结这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范畴。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教育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因此，为了更好地学习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需要确立一些关于经济学学习和教学的基本标准或基本规范。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借标准化或规范化否定多元化和具体的国情，从而束缚我们的手脚，扼杀我们的创新精神。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在许多人的眼里，所谓的标准化其实质是美国化，即按照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培养模式改造中国经济学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建设、评估体系、人才培养甚至写作方式和文体风格等方面全面与美国模式接轨，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西方的理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模仿者与消费者，这样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教学模式，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服务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