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全国第一个“狗法”的出台，搅动了北京老城百万人家的平静。在那些时日里，我旁听人大会议，拜访动物科学家，觉得很多事情始料未及。
北京街头出现弃狗
1994年11月23日，一名市人大女代表在常委会上发言：房山区有人用枪射杀弃狗！
1994年11月29日，有中年男子向北京电台“新闻热线”报告：魏公村、广化寺小区出现饿得很瘦的弃狗，希望上级处理！
不用说，如此混乱的局面，正是对政府部门危机处理能力的评判。当部分人家急着抛弃狗儿的时候，市公安局还没来得及在京郊置地建立“留检所”。
说来都是因为一项法规的出台。
1994年10月17日，市人大先是发布了《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草案）》，要求市民讨论，《草案》提出了令养犬者惊骇的年登记注册费6000元。
在历时一个半月的群众大讨论之后，1994年11月30日，就是魏公村、广化寺小区出现弃狗的第二天，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这个规定，将年登记注册费6000元降为5000元，又增加了三个月内登记可减免2000元的优惠政策，可不少养犬的老百姓还是掏不起这笔钱！
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主任刘长义已是疲惫不堪。他对我说，登记数额之确定绝非起草者闭门造车，他们已经在15个地区10014户，3万多人口中召集过20多个座谈会；他说北京市委常委进行了长达4小时讨论，这是过去不曾有的事；他说款额再降低难以维持因管理犬而出现的各种消耗，也难以达到严格限养之目的。
我理解他的苦衷。1994年秋冬之交的市民大讨论，其火热程度，令所有人震惊。人们俨然甩脱了阶级斗争年代处处设禁带来的惊悸与恐慌，言而不尽。
海淀区一个居委会，按照上级要求召开了征求意见会。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居委会干部通知的人选与人数，就表明了居委会态度。
办公室里，与会者共17人，包括养犬者2人，不养犬者15人。会议一开始，有位大妈就站起来，捋起裤腿，愤愤然历数养犬罪过。大妈的发言仿佛为会议定了调，“禁养”的议论声，嗡嗡嘤嘤的，由小及大。
养犬者代表一看情况不妙，两位中的一位就站起来，他是个医生，此刻迎着大多数人鄙夷的目光，不管不顾地说起来。他说他妈得了喉癌已不久人世，他忙于工作无暇尽孝尽力，只得将小狗送给老妈作陪伴。他说他是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拿不出几千块钱缴纳狗税，谁要拘就拘他得了。他越说越激动，不养犬的人里也有抹眼泪的了。于是主张“禁养”者就站起来，说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养犬者就反驳说小道理也不是没道理，瞬间大小道理一齐上桌，发言者情绪激昂，眼睛喷火，居委会干部根本无法终止辩论。
另一个会场则富于戏剧性。市政协东四小楼里才宣布开会，5名百姓就闻风而至。连日为“犬法”事奔忙的提案办公室副主任臧华，赶紧安抚住来客，向上级请示，上级很重视，研究后特批五人中的两位进入旁听席。旁听者显然有备而来，并不在乎自己的旁听身份，关键时刻积极举手，几次要求发言，主持人未准。可“未准”也挡不住他们表达自己的立场。当张家声委员讲到“管理要加强，收税要降低”时，两位百姓竟向张委员连连作揖致谢！
《草案》也搅动了名人生活的安定。百余人大代表主张“禁养”的提案刚刚送进常委会，德德玛等百余人“爱护动物”的倡议书也送到了同一间办公室；冰心、谢添、韩美林、刘晓庆，还有三个月后不幸去世的夏衍等千余人“与动物同在”的集体大签名，也呈送至市政协。
哎，京都老城何曾出现这番情景！在小小的狗儿面前，市民们营垒分明：
人们有理由喜爱狗。狗可以与老人病人儿童孤独者为伴，可以看家护院抢险救生狩猎搜捕，可以为都市带来自然界的活力，可以使人得到躲避炎凉世态一瞬的安慰。“反对打狗”、“反对征高税”，成为养狗者自发联盟的一致呼声。
人们有理由憎恶狗。有人拿出数据：1990年2万人次被狗咬伤；1993年5万人次被狗咬伤；1994年1至9月4.5万人次被狗咬伤！所以，受过狗害以及憎恶狗的人另有见地：“6000元还少，闹个万儿八千的，让这帮人缴不起税，养不起狗！”
真理不是在天上，是在心里。人们为自己心头生就的是非善恶在争辩。
我亲耳听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孟志元的感慨：“有关狗的讨论不只是为了狗，狗后有人，乃人与人之关系。北京市养犬立法是全国头一份，政治性大问题，管不好狗还能管人？”
我知道，孟志元并不喜欢狗，可这位老干部没有因为少年时代送情报遭到两条大狼狗袭击而感情用事。着急上火的不是一个孟志元，整个北京城都在为狗事沸腾！
立法，了得！
拜见科学家
1994年初冬，中关村一间满是动物标本的书房里，我如约拜见一名科研工作者。他姓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一位瘦瘦的中年人。
老周的认识似乎在心里积淀了很久，一经开禁就倾泻不止。
他说，“限养”固然不错，可决不能禁限中国纯种犬。我说，您看问题的角度显然是立足于专业。
他有点激动：是啊是啊，有的品种今年还在，可能再过五年就失传。说到“京巴”，他怀疑整个北京是否还能找到一只纯种京巴；再说“日本狆”，这狗本是中国种，传至高丽又传至日本，如今连品种也标着是人家的了。他对中国民间狗儿乱交混配已难以保留纯种血统的现象，连连哀叹。
我问老周，中国到底还有没有纯种犬，有多少可以入谱的纯品种，他把手一摊说，中国至今没有一家机构管这件事！在他看来，挽救纯种犬如同抢救濒危动物一样重要！
老周懂得经济价值。1978年，美国爱犬协会致信中方，要求以10万美元代价索购一两只广东纯种沙皮犬。1984年，德国法兰克福养犬协会主席出具1万美元求购一只中国松狮犬。这两件事，都是老周处理的，他力不能及，管不了，只有回绝。外国人失望，老周也失望了。
“我们为什么至今还不认识狗在社会功用之外的经济价值呢？法国1983年的犬业总产值高达157亿法郎呀！”老周哗哗地翻着资料，痛心疾首。
告别老周，我又求见某大学教授老吴。
吴教授语调平缓，可观点坚定。他坦言道，制定法规是历史一大进步，北京城早该管管狗了。怎么管呢？他建议政府部门设置专门培训机构，培训饲养者科学养狗科学驯狗。比如吧，欧洲的大丹犬会看孩子，它寸步不离孩子十分温顺，中国人口多孩子多，在乡村由大丹犬当保姆不是挺好？还有导盲犬也是要培育的，如果中国盲人得到导盲犬不是如同得了一副眼睛？
我小心地提醒吴教授注意当下国情。他温和地笑笑，敲着桌上的报纸说，您无非是讲国穷粮紧吧？动物生存当然会加大社会消耗，可人类驯养“六畜”自古收益大于消耗，中国为什么不学学发达国家，形成从原料、加工和销售正常转动的一个犬业大体系呢！
还有狂犬病。那也属于国人担忧的范畴。北京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连月宣传已经收到最佳效果，市民们往往谈“犬”色变。这回我没有请教吴教授。我查到一摞资料，据知，人类具有征服狂犬病的能力，会像消灭天花鼠疫一样预防狂犬病。早早消灭了狂犬病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排出长长的名单：英国、新西兰、丹麦、瑞士、挪威、苏丹、日本、香港、台湾……
我记得孟志元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说过，中国的狂犬疫苗还不过关，发达国家一支疫苗注入犬体后可发挥一年效力，而中国研制的疫苗只能撑上半年。
不管专家学者的观点是否超前，有个方向很明朗，北京城从“禁养”到“限养”到遥远未来的也许“准养”，社会将在观念、管理、文化、医学、饲养、科研、商业等各个领域调整自身。
我不知道，北京城是否做好了准备？
良心反对暴力
北京西直门。我在寻找一棵树。也许是这棵，也许是那棵。
其实哪个地段哪棵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情古风正在复苏的都市里，1994年春天，有个打狗队将一只温顺可爱的蝴蝶犬活活地摔死在了一棵大树上！
那只毛茸茸小狗临死前发出的凄厉绝叫撕碎了许多围观者的心。就有个正义的女记者，北京电台的，上前去制止。没想到，打狗的公安执法者转身就去打人！女记者和身边的女儿全遭毒手！
据知，北京市每年都要打死数万条狗。1994年1至9月捕杀狗近万条。
历史过去了，而凝滞在人们心底的苦涩却不曾融化。我不幸见过被抓捕的群狗那呆滞悲凉的表情，只那一瞥，我便铭记终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幸作为“限养”而存活的宠物不是应该感谢法规的保护吗？而对那些主人无力饲养的小狗、大狗和弃狗们，公安部门将会如何处置呢？
良心反对暴力。人与动物共存的家园需要和煦的阳光。会有未来那一天，这个都市的大多数家庭能够拥有汽车、别墅和宠物。那时，“严格限养”法规才会成为我们古城断代史上一份可以永远安息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