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在中国写作研究会理事会上的发言
今年，总会秘书处征得吴伯箫同志的同意，派我协助吴会长处理日常会务工作。对这项工作，我毫无经验，深感力量微薄，不能胜任。但由于吴老本人愿意我协助他做好工作，我便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原想在8月间，陪同吴老参加昆明理事会议，但后来，由于吴老健康状况的变化，就改派我以会长秘书的身份，代表吴老前来参加理事会议。
8月上旬，正当我和其他几位在京理事商议参加会议一事时，吴伯箫会长却与世长辞了。他的离去，对我们学会目前的以及今后的工作，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下面，请允许我向各位同志们汇报吴伯箫会长临终前的病情变化情况，他对学会工作的意见、希望，以及我和几位在京理事处理善后工作的情况。
1981年11月，吴伯箫同志到英国访问归来后，便感觉身体不好，经医生会诊，确定为“晚期食道癌”。
1982年7月15日，吴伯箫同志因咯血第三次住进医院。住院期间，总会负责人和我们在京的同志，经常探望吴老，并代表学会转达了各地会员的问候。
8月上旬，吴伯箫同志并发肺炎，由于食道阻塞，又大量咯血，已经不能自由呼吸。他的床头上，每日挂着氧气瓶和葡萄糖液体，人常常处于昏迷状态。8月9日，医生摘去氧气瓶，吴老大口地吸气，用手使劲地揉搓着胸口。
他的小女儿吴陆一含泪问道：“爸爸，你很难受吗？”吴老艰难地回答：“是啊，我难受啊。”陆一问：“爸爸，你想吃一点东西吗？”吴老见女儿十分哀痛，便极力作出平静的笑容，说：“好。我，吃一点。”之后，又是大口地呼吸，然后是昏迷。
没有人料到，这就是吴伯箫同志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这种昏迷一直持续到8月10日中午，12点10分他永别人世了。
8月11日，我和中央电大李维国同志先去首都医院，又去吴老家里，代表学会向家属进行了慰问。当夭，我们即给学会总部电发了这个噩耗。
8月12日，我和李维国同志又去吴老家里，了解吴老临终前的情况，以及他对学会工作的意见、指示。接待我们的是吴老的长子吴光琦和小女儿吴陆一。
吴光琦同志说吴老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学会的发展。过去，他从不向子女谈及工作方面的事情，但这次抱病在床，他常常自言自语：“要团结、团结！”他说：“学会就要搞学术、研究学术问题，不搞好团结，就没法办好学会。”
吴陆一同志也说：“爸爸临终前已经不管别的事了，独独惦念着写作研究会。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搞好团结！”陆一还对学会的同志们表示了感谢。她说：“学会秘书长到处奔波，购买国内短缺药品—控制癌细胞扩散的人血清白蛋白注射剂；在京的同志们也多次前往探望，协助处理住院事宜和家事，这种深厚真挚的革命情谊，对抱病在床的爸爸，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8月12日当天，我们将噩耗通知了在京的全体理事，在京的华北分会负责同志、司法文书分会负责同志，并召集了小型商议会议。商议的结果，推举高潮同志、刘锡庆同志、李维国同志和我，代表中国写作研究会参加吴伯箫同志的治丧活动。
8月16日上午10时，天空飘着小雨。由文研所主持的向吴伯箫同志遗体告别的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前来告别的领导同志有：周扬、陈荒煤等；许多著名作家也参加了告别仪式。高潮、刘锡庆、李维国和我，代表写作研究会全体同志向我们尊敬的已故会长吴伯箫同志作了最后的告别；并对吴伯箫会长的夫人和五个儿女—一握手慰问。
学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吴伯箫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永远离开了他热情扶植、忘我工作过的学会！永远离开了他热切关怀、惦念和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的写作研究事业！这使我们每一位同志回想起来，都十分惋惜和哀痛。
吴伯箫同志在发病至去世的半年多时间里，念念不忘写作研究会的工作。去年12月，他已经知道患了“晚期食道癌”，不能出席杭州年会，还抱病写了《范文读本库》一文，像每位参加会议的普通会员那样，作为向学会提交的年会论文；今年春季，食道的剧痛，使他口不能进食，手不能握笔，但他还挣扎着坐起来，用毛笔给学会负责同志几番写信，询问、指导具体工作；同时，还给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写信，委托他们多多关照学会的工作。
据吴陆一同志回忆说，吴老写信时，每写一个字，都要拼出全身的力量，常常写几个字，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毛笔常从手中滑落到地板上。每写完一封信，都是大汗淋漓。
家人看到这种情景，心里很难过，有时就把信件扣留下来，不让他知道。一个偶然的机会，吴老见到了被扣留的信件以及几个青年冒昧寄来的习作，吴老向子女发了脾气。他说：“学会有工作，你们不让我知道，会耽误事情的！”长子吴光琦同志把青年人的习作轻轻夺下来，恳求父亲说：“爸爸，作文您就不要看了吧。”吴老喘息了许久，才说：“都给我，青年人写东西不容易啊，得看！”他抽出一封信，那是一个年轻的新疆习作者寄给吴老的，信中说；“吴爷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耽误了十年。我是多么想抢回这宝贵的时光呵！吴爷爷，您一定会帮助我的……”吴老笑了，轻轻地说：“多可爱的孩子呵，我怎么能不管呢！”
他的手抖动着，又抽出另一封信，信后面，附着厚厚的一叠诗稿，那是一个外地的诗歌习作者寄来的，他想到北京来，当面向吴老讨教。吴老侧过头，环视一下自己的屋子：两间小房，由于居住不便，中间只好用书柜隔开，三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夫人、儿女始终不肯离开这座简陋的小房，不肯迁居到高楼大厦去。“你去，”他对儿子说，“给一个青年人找个住处，他想改诗……”
他断断续续地看完了所有的信，就又拼出全身的力气，给每一位同志复信，给陌生的习作者批改文章。
今年7月，吴老距离去世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所有的同志同事都在为他担心，为他难过，但他虑及的仍旧不是自己，他在病床上两次接见学会同志，关照学会工作，并对某些问题反复做了叮嘱。
也有一次，他生了气。他发现一个市级刊物上，刊登了一篇他如何教一位诗歌作者写诗的文章，文章对他极尽赞美之辞，同时，作者沾沾自喜的情绪也漾溢于辞间。“这是干什么？”吴老愤愤地说，“是在树谁？树他？树我？搞学问没有严肃的态度怎么成？哪个人写东西都得老老实实，都得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在我和吴老及其家属接触的短暂时间里，我深深地被他的精神、情操、道德、品格和强烈的事业心所感动。我知道，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事业，多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同志们，多么不愿意离开生养自己的亲爱的祖国！他是以一个钢铁筑成的共产党人的顽强毅力，向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革命事业进行最后的冲刺！他在病痛中，还念念不忘嘱咐家人：待他去世后，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哺育他成人的可敬可爱的故乡的土地上！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平凡的战士啊！他不愧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同志们，我们今天深切地缅怀吴老，哀悼吴老，就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学习他的情操，学习他的道德，学习他的品格，学习他的极其强烈的事业心，为把我们全中国的写作研究事业推向前进，团结起来，奋发起来，以吴老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搞好我们的事业！
最后，愿我们的会议像吴老所希望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前进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