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朱熹撰
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毋念尔祖，聿修厥德。’”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爵禄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
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节，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窃尝考之，传文固多传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之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盖经之首统论孝之终始，中乃敷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结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应，次第相承，文势连属，脉络通贯，同是一时之言，无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以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意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为一章，而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一、引《诗》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复经文之旧。其传文之失，又别论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此以下皆传文，而此一节盖释“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义”，皆是《春秋左氏传》所载子太叔为赵简子道子产之言，唯易“礼”字为“孝”字，而文势反不若彼之通贯，条目反不若彼之完备。明此袭彼，非彼取此，无疑也。（子产曰：“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陈天明、地性之目，与其所以“则之、因之”之实，然后简子赞之曰：“甚哉，礼之大也！”首尾通贯，节目详备，与此不同。）其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又与上文不相属，故温公改“教”为“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谓“德义、敬让、礼乐、好恶”者，却不相应，疑亦裂取他书之成文而强加装缀，以为孔子、曾子之问答，但未见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虽非是，而理犹可通，存之无害。至于后段则文既可疑，而谓圣人见孝可以化民而后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爱”亦非立爱惟亲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遗其亲邪？其所引《诗》亦不亲切。今定“先王见教”以下凡六十九字并删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此一节释“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之意，为传之四章。其言虽善，而亦非经文之正意。盖经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诗》亦无甚失。且其下文语已更端，无所隔碍，故今且得仍旧耳。（后不言合删改者，倣此。）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其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节释“孝德之本”之意，传之五章也。但“严父、配天”本因论武王、周公之事而赞美其孝之词，非谓凡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所以为大者，本自有亲切处，而非此之谓乎！惹必如此而后为孝，则是使为人臣子者，皆有今将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传者但见其论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为天下之通训。读者详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亲生之膝下”以下，意却亲切，但与上文不属，而与下章相近，故今文连下二章为一章。但下章之首语已更端，意亦重复，不当通为一章。此语当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别为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于善、皆在于凶德，虽得之，君子所不贵。君子则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此一节释“教之所由生”之意，传之六章也。古文析“不爱其亲”以下别为一章，而各冠以“子曰今文则合之，而又通上章为一章，无此二“子曰”字，而于“不爱其亲”之上加“故”字。今详此章之首，语实更端，当以古文为正。“不爱其亲”，语意正与上文相续，当以今文为正。至“君臣之义”之下，则又当有脱简焉，今不能知其为何字也。“悖礼”以上皆格言，但“以顺则逆”以下则又杂取《左传》所载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与此上文既不相应，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论子产之语，今删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北宫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有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此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此一节释“始于事亲”及“不敢毁伤”之意，乃传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此一节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系于此，乃传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
此一节释“要道”之意，当为传之二章。但经所谓“要道”，当自己而推之，与此亦不同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节释“至德以顺天下”之意，当为传之首章。然所论至德，语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至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此一节释天子之孝，有格言焉，当为传之十章。（或云宜为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故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此一节释立身扬名及士之孝，传之十一章也。（或云宜为九章。）
子曰：“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
此一节因上章“三可移”而言，传之十二章也。严父，孝也；严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为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参闻命矣。敢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弗争于父，臣不可以弗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此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宜为传之十三章。
子曰：“君子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诗》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节释忠于事君之意，当为传之九章。（或云宜为十一章。）因上章争臣而误属于此耳。“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亦《左传》所载士贞子语，然于文理无害。引《诗》亦足以发明移孝事君之意，今并存之。
子曰：“孝子之丧亲，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为之棺槨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传之十四章，亦不解经而别发一义，其语尤精约也。
评价
《孝经》堪称一部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不仅封建文人视之为必修功课，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它也很熟悉，这是其他儒经所做不到的。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统治者对它极力宣扬，二是因为注重孝行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首要特征，三是因为该经篇幅短小，文字浅白，易于普及。
封建文人十分重视《孝经》，对它的评价也高到极点。如汉儒郑玄说：“《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唐人薛放说：“《孝经》者，人伦之大本，穷理之要道，真可谓圣人至言”。明人吕维祺则认为“《孝经》继《春秋》作，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他盛赞道：“大哉《孝经》乎！参两仪，长四德，冠五伦，纲维百行，总会六经。”这些评价虽显过分，但也充分说明《孝经》受到的重视。
《孝经》虽不象封建文人所吹捧的那样神奇，但它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确是毋庸置疑的。
《孝经》诞生于先秦之世，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战祸连绵，周天子缩于一隅，而列强务兼并之业，臣弑其君，子杀其父。这种现实，令人痛心。而《孝经》倡导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是救世的一种方法。《孝经》所推崇的先王之世、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子之行，无一不是针对当世之人而言的。因此，《孝经》的写作与孔子作《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相同的，是儒者善良愿望的一种体现，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孝经》所言之孝是从事亲开始的。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奉养父母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而且是对后代的一种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很有好处。而家庭的稳定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文说：“非孝者无亲，大乱之道也”。这句话道出了孝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不仅如此，奉养父母，解决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可以减轻社会的压力，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养老育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属于应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而“孝”则是这一传统美德的核心。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名言，强调的是人应珍视生命，它的意义也是积极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则社会就会没有争斗和战争，太平之世就可以永传。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孝经》所极力倡导的孝，其意义被统治者曲解为顺从和愚忠，用以奴化百姓，以便于其统治。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对忠孝的最大歪曲。《孝经·谏争章》中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其观点是鲜明的，绝无一味顺从之意。可见，“孝”到后来已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一项工具。愚忠愚孝，并非《孝经》本义。
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孝，对人的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孝。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所记的王祥卧冰、吴猛恣蚊就属此类。史书中时有记录的割肝疗亲，更是如此。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孝，并不是《孝经》之孝。《孝经》之孝强调的是重视生命，保护父母给予的自然之体。那些卧冰、恣蚊、割肝的行为显然与《孝经》之孝相背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不近人情、不合人性的行为，统治者还要予以表彰，竭力推广。所以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孝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其余毒必须肃清。
《孝经》自汉初以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被人们广为利用。封建时代，对于不孝者的惩罚和训导，就是令其读《孝经》。隋朝人郑译不幸，皇帝下诏说：这样的人“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此外，遇到疑难灾病而诵读《孝经》、把《孝经》当作灵验的宗教经典来对待，这样的例子从前也不少。如《孝经集灵》中所载：“徐陵子份，性至孝。尝病笃，医祷百方不能愈。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甚至还有人以《孝经》随葬的。晋人皇甫谧就是如此，他在遗嘱中说：死后“皆无以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也”。皇甫谧开了以《孝经》随葬的先例，后人多有效法者。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代统治者对它都极力加以利用，加以传讲。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
为了更好地利用《孝经》，一些最高统治者还亲自为《孝注》作注疏，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等。除注疏外，有的统治者还亲自为人讲解《孝经》。公元375年，晋武帝为大臣谢安等人讲论《孝经》，当时人传为美谈。
自汉初《孝经》重现后，文人纷纷对它进行研究，使《孝经》成为学问研究的一个热点，“孝经学”也因此而产生。“孝经学”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关于《孝经》的“经”字，一般人都认为是经典之经。而有的人则认为，《孝经》的“经”字，非《六经》之经，而是天下大经之经，即该书所谓“天之经也”（刘光贲《孝经本义》）；关于《孝经》的作者，异说更多（详见《导读》）；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真伪，研究者也多有辨论；至于《孝经》每一章的题目，分歧也不少。多数人认为是南朝皇甫侃标定，如归有光说：“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孝经叙录序》）。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抱朴子·仁明篇》：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以明义首篇。是《孝经》本有章名也”（桂文燦《孝经集解》）；此外，还有今文、古文之争等等。这些争议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其本身足见研究者对《孝经》的关注，这也是《孝经》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孝经》研究中，朱熹是一位有魄力的人。他把传统的《孝经》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而彻底打破汉代以来《孝经》的编排次序。他认为经（包括《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是《孝经》的经文，而传（《三才章》以下各章）则是后世儒者的解经文字。而且还删去原经中的二百多字。朱熹重新编定的《孝经》就是《孝经刊误》。此书一出，对《孝经》学震动颇大，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陈振孙语）。从此以后，原本《孝经》的经典地位在一些人心目中不复存在。
从汉代到民国，有关《孝经》的研究性著作多达四百余种，其影响可见一斑。
《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此外，早在唐朝，《孝经》就传到了朝鲜、日本。清朝末年，《孝经》又有了英、意等文本，传播于欧美地区。其中，以日本对《孝经》的研究最为充分（见陈铁凡《孝经学源流》）。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古籍，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过去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中提炼积极的成份，用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