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向红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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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以苦为乐

红军在长征中所吃的苦已被载入史册。然而,他们那种面对艰难困苦毫不畏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早已深入人心。

爬雪山虽苦,但当巍峨的大雪山被踩在英雄们的脚下时,有的红军战士举起手中的木棍,自豪地笑道:“雪山高,但没有我这根木棍高。”过草地虽苦,但红军战士把寒风当劲歌,坚定地说:“身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有的风趣地说:“别看草地行路难,其实也有着优点,路平不爬山,宿营很方便,不捆铺草、不上门板。”毛泽东走出草地时,大家看着他那消瘦的面孔,很是关心,他却拍拍身上的灰尘说:“瘦一点好。瘦一点负担轻嘛。”(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 157页)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过草地时即景生情,畅想着草地的未来,刘伯承兴奋地对朱德说:“将来开发建设草地,您当总指挥,我还当您的助手——参谋长。”(《艰苦的历程》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81页)红军在长征中这种乐观的奋斗精神,来自于领导干部的榜样力量和精神感染。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都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同甘共苦,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做出表率。

1937年年初,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对红军指战员怀着深切的崇敬心情,冲破了国民党军所设置的重重险阻进入延安采访。她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了一名红军政工人员的有关介绍:夹金山更厉害了,我们许多同志都认为这是最难翻越的一座山 ……爬山之前,朱德将军检查了每一个部队,看看我们的鞋子,掂掂背包的分量,询问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指令医疗队走在最后,照顾那些体力不支而掉队的人。他鼓励我们做最大的努力。夹金山终年积雪,山谷间悬有巨大冰柱,到处白雪皑皑,一片寂静 ……说起粮食,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多半是青稞,我们自己还存有一些荞麦和辣椒……朱将军跟大家一样,也背一份。他有一匹马,可是给伤病员骑了。董必武向史沫特莱介绍翻越夹金山的情况,说:到了暮色苍茫时,我们在海拔 16000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大山。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我们大家都精疲力竭地躺下休息。朱将军却照往常一样,四处巡查。他一路上和部队一同跋涉,疲惫不堪,但是他的例行巡查是无论如何也中断不了的。

周恩来进入草地后,他的病情减轻了些,带领大家唱起这段时间他最爱唱的歌: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草地从来无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倾盆大雨向草地上直灌,漆黑的夜晚,红军指战员们只好选择地势稍高一点的泥地,或蹲或坐,紧靠在一起,忍着饥寒,苦等天亮。浑身湿透的叶剑英和程世才坐在一块石头上,默默看着几位战士在雨水中因为再也忍受不住饥寒,就地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心情非常沉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高昂的《国际歌》声在草地雨夜中响起,是叶剑英的男中音。接着,周围响起一片雄劲的歌声。一夜寒风过后,有些生命已经衰竭到极点的红军战士终于没有挨到天明,永远闭上了眼睛。清晨的潮湿空气中,叶剑英带领大家埋葬了战友的遗体,肃立在坟前默哀,举手宣誓:我们活下来的人,要想着牺牲的同志。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争取北上的胜利。

进入草地后,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随红 30军行动。为了使后续部队减少伤病,胜利通过草地,徐向前命令开路的前卫部队沿途插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认识的东西不要乱挖乱吃;伤病员必须带走,不准丢弃;牺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许暴尸荒野;除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他特别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从绝境中求得生存和胜利。

走在前面的部队断粮后可挖野菜吃,走在后面的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了。彭德怀率领红 3军团负责殿后,他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因饥饿而昏倒在地,他把目光盯向了自己的坐骑大黑骡子。这匹自从江西就跟随彭德怀走上长征路的黑骡子,一路上又驮伤病员,又驮粮食和器材,每天它的背上都是堆得高高的像座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抚摸着黑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儿料都没有。”说着,他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块,悄悄地塞进黑骡子的嘴里,深情地看着骡子吃完。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忍痛把坐骑杀掉解决了燃眉之急。

在由安顺场奔袭泸定桥的急行军时,红 4团杨成武政委腿上的伤口还没有痊愈,走路还有些不方便,王团长等人都劝杨政委骑着马走。可杨政委考虑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他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道:“同志们,咱们一块走走看,看谁走得快,谁先走到泸定桥。”该团在杨政委这种身先士卒的模范行动影响下,在大雨中急行军、飞行军,按时赶到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他们整整跑了 120公里,这是红军长征史上一昼夜行军里程最多的一次,创下了战争史上步兵行军速度的奇迹。

在领导干部以苦为乐的精神感染下,千里征途和旷野上响起了歌声和欢笑声,乐观《红军过草地》(油画)

的红军指战员歌风吟露,咽苦如贻。女红军战士唱起了情意绵绵的《送郎当红军》:“送郎送到大草坪,工农齐心闹革命,小郎哥哎,快去当红军。”这边有唱,那边有和。

长征前从事文艺工作的李伯钊、危拱之等人,发挥自己的特长,鼓舞红军战士的斗志。在红 1、4方面军会师的联欢会上,李伯钊在台上且歌且舞,跳个不休,台下不断有人喊:“再来一个!”危拱之时常在行军休息时,把自编的 “凤阳花鼓 ”唱给战士们听:“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打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战斗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的精神是乐观的。他们一路走,一路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不断地唱起红军的歌。女红军战士们抬着担架,担着药箱,有的怀里还抱着小孩,边走边唱。歌声在寒风中传开,虽然时断时续,但听来是那样优美。

草地上,虽然饥饿与寒冷日夜威胁着每一个人,但人们并没有消沉,文娱生活仍是非常的活跃。有人因吃野菜中毒肿了脸,自己戏称是“吃胖了”。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束紧腰带,仍边走边唱。有的哼起家乡小调,有的说起顺口溜,有的即兴高唱起自己刚编的歌曲:“牛皮本是好东西,哟嗨!吃多了就要胀肚皮,好东西,哟嗬嗨,胀肚皮!”实际上,有的牛皮放在嘴里,转来转去,根本就嚼不动,完全是精神安慰而已。

脸上挂着倦容的战士们在宣传队员的带动下,情不自禁地对唱起了民歌,忘记了征途的劳累。红军指战员辗转于环境恶劣的雪山、草地,许多人在此献出了生命,但活着的指战员从未动摇过革命意志,从未动摇过取得胜利的信心。

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他们决心大得很,谁也劝阻不了。组织上便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这些红军小战士充满了乐观精神,向往着美好的明天。蔡畅回忆道:“在过岷山的时候,我的红小鬼樱桃牺牲了……樱桃就是分给我负责带领的红小鬼。这个孩子很坚强,一路上,我们两人同吃同行。他累了,我就拖着他走,他总是笑嘻嘻地抖擞精神,表示能跟得上。早两天,他就打摆子,但还是坚持爬山。到了山顶上,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着的 ‘一定要打败白狗子 ’的凌云壮志,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躺在那冰冷的山头上了。多么好的同志啊!我站在他的身边,泪水淌到他的衣服上。同志们催促我快走,山顶上是不能久停的。我脱下自己唯一的一件红色毛衣,盖上了这位年幼却是顽强的革命战士的遗体。”(《星火燎原》丛书之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3页)长征队伍中,还有年过半百的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老同志。他们尽管年事已高,体力很差,仍然展现出老当益壮的革命豪情,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载道:“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红军中的几位老人,他们老当益壮的精神真使人感动而起敬。比如像徐特立先生,论学问,他曾留学过法国及苏联。论社会地位,他曾当过湖南省的教育厅厅长及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年逾 60,头发斑白,牙齿也脱落了。他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他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之下,尚继续讲课。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在长征中很少骑马,天天走着……徐先生自己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成裤子穿着,身穿一破烂皮袄,手持一根木杖,肩膀还背上 8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他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闻得他老人家的慈爱声音都莫不兴奋起来。”(杨定华:《山草地行军记》,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 34~35页)谢觉哉在长征中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掉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带到了陕北。这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啊!他的行为集中体现了千万红军坚贞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就是这位当年长征路上的老人,在几十年后给子女的一封信中说:“人们常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苦事,我是参加长征的,现在记忆中感到的倒不是苦而是甜。和苦斗争,本身就是件甜事。”(《谢觉哉给子女的五封信》,《人物》1980年第 1期)张闻天在 1938年 4月给陕北公学学生的演讲中说: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困难 ……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红军战士吴兴回忆说:我们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许多长征干部,不顾长途转战之苦,对未来充满必胜信心,坚持写日记,从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到各级干部董必武、陈伯钧、萧锋等,都写了长征日记,并且大部分保存至今,成为研究长征史的珍贵资料。还有长征中陆定一的《长征小调》,黄镇的沿途写生,舒同的马背上练字,廖承志的木刻,李伯钊的歌舞,以及千万红军战士在征途中不忘学习文化等,都充分反映了红军在长征路上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的吃苦精神在当时即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敬仰,并由此著称于世,红军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成了长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为此,长征也成了历尽千难万险终获胜利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长征胜利时,中国人民在国难当头之际即把抗日救国的希望放在了红军的身上。就连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构头目对红军的吃苦精神也十分惊恐,日本关东军特务机构头目的秘密报告中称:“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的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救国时报》,1936年 11月 15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一些国际友人,把长征看成是经历过困苦磨难而走向胜利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常提“以长征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史 ”。西蒙娜 ·戴博瓦尔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即以《长征》命名。

世界人民在敬佩地称长征是 20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的同时,又称长征是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伟大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精神象征。可见,长征中的吃苦精神已跨越了政党,跨越了国度,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任何一支团队都会有纪律,然而红军的纪律却与其他团队有所不同,她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始终执行铁一般的纪律。这对今天各企事业单位来说,无疑会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