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敌当前，自己力量弱小，怎样去战胜敌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种高超的策略艺术，这就是组织全民族统一战线。
一个大战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大战略是什么？就是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36 年12 月爆发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得到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内战。1937 年9 月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包括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处理各阶级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反对反共顽固派，则实行的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说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 年版，第138-141 页）中说：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在某阶段里，革命的总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
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相反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杨得志谈统一战线
共和国开国上将、前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在回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说，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因内讧、分裂而招致失败的事例可谓俯拾即是，数不胜数。在中国革命史上，我们的敌人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强大暴力集团。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要生存、发展并最终战胜敌人，团结对于革命队伍来说就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好党外团结，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敌人，这是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这个问题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重要地位，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这使得我们争取、团结党外各方面力量，形成以我党为核心的联合抗战局面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