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历史上有明君、昏君的说法，其实明君不是未卜先知的圣人，综观他们的行踪，许多明君是明在他们能“过则勿惮改”上。
敢于承认错误，并且能够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在封建王朝中，可能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
唐太宗非常喜欢魏征对他讲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句话。他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帝王怒起来就随便杀人，夏朝的关龙逢，商朝的比干，都因为敢谏而被杀；汉代的晁错也是无罪被杀。我总是提醒自己以此为戒。为了国家，请你们经常指出我的过错，我一定接受。诸位经常记着隋朝灭亡的教训，我常常想着关龙逢，晁错死得冤枉，咱们君臣互相保全不就很好吗？”
唐太宗不但这样说，在实际行动中也着实知错就改。
有一次，太宗出行至洛阳，嫌地方供应的东西不好而发火。魏征当即劝谏道：“隋炀帝为追求享乐，到处巡游，供求无厌，弄得民不聊生，以至灭亡；今圣上得天下，正应当接受教训，躬行节约，怎能因天下供应不好就发脾气呢？如果上行下效，那将成什么样子！”太宗接受了他的批评。
有一年，陕西、河南发大水，不少地区遭了灾，太宗却要建飞龙宫。魏征上书反对说，隋炀帝大修行宫台榭，徭役无时，干戈不休，把人民逼上绝境，最后招致灭亡。皇上要引以为戒。如果重复隋炀帝的做法，那就是“以暴易暴”，还会重蹈隋亡的覆辙。最后说服太宗停建了这项工程，并把备用的木料都送到灾区救济灾民。
还有一次，太宗要修洛阳宫，河南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之举；收取地租，是重敛于民；天下妇女时兴高髻，是从皇宫里传出来的。”太宗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说：“这家伙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里的女人都变成秃子，他才会满意！”魏征在旁，连忙解释说：“人臣上书，言辞不激烈不足以引起圣上的重视，言辞激烈又近于诽谤，希望陛下能够理解。”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还派人赏赐了皇甫德参。
贞观二年，太宗访得隋朝旧官郑仁其有个小女儿生得天姿国色，又有才学，想纳入后宫为妃，册封的诏书已写好。魏征听说郑女早已许嫁陆氏，于是劝谏太宗：“陛下为天下万民的父母，应爱抚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行之君心里总是想着百姓。住在皇宫里，想着百姓是否有房子住；吃山珍海味，想着百姓是否受冻挨饿；妃嫔拥前，要想着百姓是否有家庭的欢乐；郑氏之女已许嫁别人，陛下却想娶至后宫，这哪里是为民父母者应做的事情呢？”说得太宗无言以对，马上停止册封，让郑氏之女仍归陆氏，并作诏自责：“听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朕下诏册封的时候没有详审。这是朕的过错！”
由于唐太宗能听大臣的劝谏，勇敢地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过错，因此纠正了不少过失，带来了贞观盛世。当然，作为一个统治者，能够勇于改错，这不单对他个人有好处，也是国家社稷之幸。这对于我们眼下的为政者，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孔子强调在一个人修身、正己过程中，要把能不能改正错误作为重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过则勿惮改”，不但问题抓得准，切中要害，而且也符合人们成长进步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差别是错误的大小和多少，更大的差别还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上。错误人人难免，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犯了错误不能改正错误，那就错上加错；犯了错误，但能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不但对事情有所补救，而且也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就是在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中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