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家李时珍能编纂成《本草纲目》这本医学巨著，在于他能“遍尝百草，去伪补缺”；而从其治学态度、方法而言，正得力于博闻多见，择善而从。
李时珍出生在湖北蕲州瓦硝坝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时珍承祖业”，很小就随父亲一起行医。
一天，李时珍出诊回来，一个姓庞的打鱼人焦急地赶来把他请去。老庞说他的妻子得了急症，让一位江湖医生给开了个方子，不料药服下去，病势却变得更重了。老庞望着昏迷的妻子，急得直流眼泪。
问题出在哪里呢？李时珍摊开江湖医生开的药方，看了两三遍，又绐庞的妻子号了脉，觉得方子上并没有开错什么药。他立刻想到，应该检查一下药渣。李时珍发现药渣中有“虎掌”，方子上却没有这个药。再看方子上有“漏篮子”，药渣里却没有。这肯定是药铺里发错了药，错把“虎掌”当成了“漏篮子”。他知道虎掌有大毒，立即取出救急的药，叫老庞给妻子服下去，病人总算脱离了危险。
回到家里，李时珍老是放不下药店配错药这桩事。他想，闹出这个乱子，也不能全怪药店，还要怪旧的“本草”书，那本叫《日华本草》的书，就是说“漏篮子”又名“虎掌”。
“本草”是专门记载药物的书。我国最早的“本草”书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李时珍很佩服古代药物学的成就，同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今天的“漏篮子”事件，使他联想起过去因“本草”错误而发生的几件事。
“本草”书上说，巴豆是泻药，可是他有一次给溏泄病患者服用少量的巴豆，反而止住了腹泻。后来继续使用，成功病例已近百人。
有个绅士按“本草”书所说，把“草乌头”当作“川乌头”服用，结果一命呜呼！
“老本草已经好几百年没有修过，应该赶快修一部新的，把我见识到的东西都添进去，把古人讲错了的都给改过来。”李时珍这样想。但重新修订“本草”，谈何容易！过去修本草是朝廷组织力量进行的，个人的力量无疑显得太小。
但李时珍下决心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完成这件功德无量的工程。从此，李时珍在行医读书当中，更加留心一切和“本草”有关的材料、古籍和文献。《黄帝素问》、《华佗方》、《张仲景伤寒论》，《神农本草经》、《证类本草》等药书，他都一一精读，加以校勘，写下札记。
为了修改好旧“本草”，他坚持书本知识和调查实践相结合，穿上草鞋，背上药筐，拿起药锄，带上必要的药书和笔记本，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实地采访。凡是需要调查研究的药物，事先都写在他的本子上，先寻找当地产的，再解决不易寻到的。自己不认识的草药，便向当地人请教。蕲州周围百十里内广阔的原野，偏僻的山谷，都印上了他的足迹。
广大的劳苦群众，不论是种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都亲热地留他在家住，热情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他也虚心求教。
李时珍整整花了十年的心血，还是有不少药没有收集到实物。于是，在他47岁时，决定做长途旅行。他收了一个徒弟叫庞宪，师徒结伴而行，先后到过湖北北部的武当山，江西的庐山，还到过江苏、安徽等地。
多走，多学，多见，多闻，他的那个药物名单中的空白点不断减少，而药包中的经验单方却在逐渐增多，老乡们告诉他：箭头草烧出烟来，可以熏疮；胭脂菜捣烂了，可以消除虫咬伤的疼痛和骚痒；大蒜液杀虫和防痨非常有效；益母草是治疗妇女病的良药；患夜盲症，吃羊肝和胡核可以治愈……这些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单方、偏方，既经济实用，又是十分珍贵的医药遗产，李时珍都把它们记录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这种百折不挠的决心，李时珍药包里的资料已经多得不胜枚举，有矿物，有植物，有动物，还有不少珍贵的民间单方和书籍文献。三年后，李时珍回到家中，动员全家人参加编写工作。除了庞宪这个重要助手之外，他的三个儿子、四个孙子，有的帮助抄写，有的帮助绘图。1578年，李时珍60岁的时候，这部辉煌巨著终于完成了。全书记载了药物1892种，插图1160幅，附方11016则，共100多万字，订成52卷，堆在案头有好几尺高。
李时珍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博闻多识、择善而取之的治学之道！我们在敬佩他的精神的同时，更应在自己的学习中采取这种正确的方法，以真正有效地不断提高自己。
一门知识，一个道理，往往与外界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现象与本质可能相符也可能相悖，要掌握一门知识，懂得一个道理，不博闻、不多见，就难以纵横比较、全面思考，很难准确地选择并把握“善者”。人由于自身学识、心理、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一门知识的掌握，如果不是在博闻、多见的基础上甄别、取舍后得来的，很可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影响，而认识得不全面、不准确。所以，无论从客观上讲，还是从主观上讲，求知离不开、少不了“博闻”、“多见”，但更要“择善而从”。谁能坚持这样做，谁就能求得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