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法度、重礼仪、教臣民、安民心等，这些符合儒家思想的为政措施，只要能够真正落实到施政方针中去，而不拿它来做幌子，可以说，基本上都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统治者的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汉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明君，他即位的当年年底，君臣之间就围绕着是严刑峻法还是宽法度、重礼教展开了一场讨论。汉文帝说：“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用它来禁绝残暴，引导人们向善。现在犯法定罪后，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要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这种做法是否合适？”许多大臣都说：“百姓不能治理自己，所以制定法律来约束他们。互相连坐，收没妻子儿女为官府奴婢，以此来使百姓畏惧，让他们不敢轻易触犯法律，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是适宜的。”汉文帝说道：“我听说法律公正则百姓忠厚，论罪量刑得当则百姓顺从。况且管理百姓而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不能加以引导，又采用不公正的法律去论罪，这反而有害于百姓，使他们为非作乱，法律怎么能禁止得了呢？我看不出这种法律有什么适宜的地方。”大臣们见文帝不赞成严刑峻法，就说：“皇帝的恩惠浩荡，德泽深厚，不是我们臣子所能赶得上的。让我们谨奉诏书，废除一人有罪而妻室收没为官府奴婢和一些互相连坐的法令。”从此废除了连坐法。
为了广开言路，倡导规谏，汉文帝又废除了以“诽谤罪”惩治敢于直言犯上者的刑罚，他说道：“古代治理国家，朝廷设有进献善言的旌旗和供书写诽谤言论的木柱，以此来保持治国之道的畅通，使直言敢谏的人前来发表意见。现在法律上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大臣们不敢畅所欲言，皇帝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使远方的贤良人士来到朝廷呢？应该废除这一法令：百姓当中有的人诅咒皇帝，约定互相隐瞒，而后来又相互揭发，官吏就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果还有其他言论，官吏又以为是诽谤。其实这些都是小民的愚昧无知，据此治以死罪，我非常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这种罪行的，不要审理和治罪。”
在执政13年后，汉文帝又下令废除了“肉刑”。
汉文帝一方而省刑罪，另一方面又注重“勤德而无私”。在他执政的后期，有一年，全国发生了旱灾，蝗虫成灾。文帝加恩天下，命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废除对山林湖泽的禁令，减少皇帝的服饰、用具和游玩的狗马，裁减郎官的员数，打开粮仓赈济贫苦百姓。
汉文帝在位20年，宫室、苑囿、狗马、服饰、用具没有增加过什么；凡有对百姓不方便的地方，就进行改变，以利百姓。如他曾经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计算费用，需要黄金100斤，便说道：“100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10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给他带来羞辱，修建这露台干什么呢？”立即打消了修露台的念头。平时汉文帝常穿着粗布衣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许衣服拖至地面，帏帐不得织文绣锦，以此来表示敦厚质朴，为天下人先做出一个表率。他修建霸陵全部用瓦器，不许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不修高大的坟墓，想尽量节省一些，不去烦扰百姓。由于他致力于用道德教化百姓，使得国内殷实富足，兴起了讲究礼义的风气。
汉文帝临终前，立下一道丧事从俭的遗诏，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间的常理，万物的自然现象，何必过分悲哀。现在，世人都好生恶死，大量财物用于安葬，以致倾家荡产，长期服丧，伤害了身体，这些做法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生前不德，无益于百姓，如今死了，又让人们长期服丧，哭吊，经历寒暑的变化，使人家的父子悲哀，损伤老幼的心灵，减少饮食，断绝鬼神的祭扫，这加重了我的罪过，我怎么能对得起天下百姓呢！我能够奉守宗庙，以一个渺小的人凌驾于天下诸侯王之上，至今已有20多年了。依赖天地的神灵，社稷的福祉，国内安宁，没有战乱。我并不聪敏，常常担心有错误的行为，使先帝的遗德蒙受耻辱，时间长了，更是害怕不能善终。如今幸运地凭着天年能够供养侍奉高祖于地下，以我这样的不贤明，而有如此好的结果，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向天下官吏和百姓下达命令，哭丧3天，然后全部脱掉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祀鬼神和饮食肉。应该服丧哭吊的人，都不要穿新的丧服，绖带之围不要超过3寸，不要陈设战车兵器，不要发动男女民众到宫殿哭丧。宫中应当哭丧的人，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各哭15声，尽礼之后就停止；不是早晨和晚上哭丧的时间，不许擅自哭丧，下葬后，穿大功丧服15天，小功丧服14天，细布丧服7天，然后脱去丧服。其他没有规定在遗命中的事项，全部根据这一遗命，参照从事。布告天下，使人们明了我的心意。霸陵地方的山川保持原样，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至少使，都遣散回家。”
汉文帝在位期间，由于他坚持克己爱民，勤俭持政，使得国家经济日益发展，社会秩序井然，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可喜局面。汉文帝坚持以德化民的举措及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从实践上印证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确实是安邦定国之道。
在当时奴隶制的野蛮情况尚存在的情况下，孔子能说出这样的见解，不但显示了他对于德、礼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而且表现了他对“治国之道”的精通。事实上，人心的“规律”确实如此，强制只会引起表面的恭顺，暗中却积聚逆反情绪；而用积极的教化疏导手段，则会激起其自身的内在的“自治”因素，从而使民心净化，天下安稳。
这无疑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大智慧，深刻领会其实质要领且加以灵活运用，将会使人在生活事业中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