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有一条大原则，就是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要有远大的眼光。即拿出一种决策，开始每一项行动，都要顾及到后果，筹百年的大计，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想很快地就拿出成果来表现，更不可冲动，感情用事；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的心力，要顾及到整体大局。
反观历史，一心求速成，因冲动而坏事甚至误国的教训还少吗？
三国时期的刘备自桃园结义后，与义弟关羽、张飞弟兄三人想借“匡扶汉室”之名，成就一番事业。奋斗的前期一直是跌跌撞撞，未成什么大气候。倒是经常被别的诸侯逼得东躲西藏。后来得到诸葛亮的辅佐才时来运转，得了荆州，进了四川，经过艰辛的斗争，好不容易在蜀地称帝。当时三国鼎立的态势虽已形成，但曹魏强大，吴蜀两国相对弱小的格局并未打破，蜀地周围少数民族经常袭扰，国家初立更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刘备要展宏图，本应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或在自己的领地里励精图治，稳固基业，或者加强吴蜀联盟，一致北面抗魏。可是由于东吴利用关羽骄傲自满的情绪，赚取荆州，并杀了关羽，使刘备悔恨交加，决计举倾国之兵，东出伐吴，企图消灭吴国，为他的二弟关羽报仇。
赵云当时劝阻道：“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刘备却回答道，孙权害死我二弟关羽，我与他有切齿之仇，“啖其肉灭其族，方雪我恨！你不要阻拦。”赵云仍坚持劝阻道：“魏国之曹丕是窃汉朝而王天下的国贼，我们与他的仇是公仇，讨伐东吴报杀弟之仇是私仇，但愿我主能以天下为重。”刘备愤愤地说道：“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因一时的忿怒，奋斗的大目标他已抛至脑后，硬是不听赵云的劝谏。
诸葛亮见这种情形。便率领文武百官当面劝谏。刘备也不听，后来诸葛亮又专门写成奏章，讲明伐吴的害处，刘备也置之不理。学士秦宓再谏，刘备甚至要砍他的头。诸葛亮等人也只好由他去了。于是刘备亲自率领七十五万大军，出师伐吴。
起兵之时，蜀军一路上浩浩荡荡，气势恢宏，斩将夺关，蜂拥而来。此时东吴的大将周瑜、鲁肃、吕蒙已先后身故，孙权在危急之时，拜一儒生陆逊为大都督，统率东吴6郡81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并郑重地嘱托道：“京城以内的事，我自己主持，京城以外的所有疆土上的事，由你决策。”
刘备进军之际，打了几个小胜仗，已是喜不自胜，如今又听说东吴任命一介书生为帅，更是不放在眼里，便催促各路人马加速前进，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陆逊走马上任后，运用“持重不抢先，待机而制人”的战略严阵以待。
首先，陆逊宣布决策：“各处关防，牢守隘口，不许轻敌。”众将领开始对他这个白面书生统领大军就不大服气，今见他只下令死守不让出战，更是不理解，但碍于军令，勉强服从。当刘备大军压来，陆逊与吴将韩当并马而望，陆逊指着刘备的军马说道：“刘备兵刚来，又连胜十余阵，锐气正盛……他们观在驰骋于平原旷野之间，正自得志，我们只要坚守不出，对方求战不得。一俟时机成熟，我将用奇计破之。”韩当只是撇撇嘴，没说什么，心想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胆怯就是胆怯，还吹什么牛，心里很不以为然。可时隔不久，陆逊果真瞅准时机，率军动如脱兔，终于一把火烧了蜀军七百里连营。
陆逊趁蜀军混乱，率大军掩杀过来，加之火助风威，风助火势，导致蜀军全线崩溃。刘备带一点残兵抢占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又督各部兵马四面围攻。情急之下，刘备于夜晚乘黑冲出重围，靠沿途驿站焚烧将士丢弃的军车、铠甲等来阻断追兵，才逃回白帝城，所有舟船、军械等军用物资，丧失殆尽，蜀军尸骸漂满江面，顺江而下。直到此时，刘备还说：“我竟被陆逊所折辱，岂不是天意！”其实，哪里是什么天意，完全是他“见小利”、“求速成”酿成的苦果。
一开始刘备只记得要报兄弟之仇，放弃主要的敌人曹魏，不惜破坏吴蜀联盟，动摇蜀国其所以能安稳的根基。这种政治上的近视，已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进而在率军队攻吴之中，又小视对方将帅的才能、彼军的实力，只求速战速决；到后来，竟发展到刚愎自用，不怕犯兵家之大忌，依山傍水结营，连结七百余里，终于给了陆逊可乘之机。前后观之，刘备正是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急于求成，才导致失败。刘备失败的事实，正为孔子所告诫的“欲速则不达”提供了绝好的佐证。
人在世上要干点事业，常常面临许多不无遗憾的选择。所谓不无遗憾，就是二者不可兼得，想求快，就很难干大事业；要干大事业，就得有非凡耐性。在朝着大目标前进的过程中，绝没有康庄大道可走，而是荆棘密布，险象丛生。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不可能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而且常常是目标越宏大，要走的路就越长，碰到的困难越多。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考虑客观条件和事物的发展规律，绝不能蛮干、硬干；既然要干大事就不能为蝇头小利所诱惑，应该眼光放远大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