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从政者而言，严格意义上讲他从政本身就应该是效力于社会，而不应先考虑为个人捞好处。所以从政者首先必须考虑如何为国家出力。历史上辅政者、从政者多得无法统计，但能流芳后世者几乎全是能够“敬其事而后其食”的有德有为之人。
明代名臣于谦一生的事迹与岳飞有相似之处，岳飞提出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于谦都做到了。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民族英雄，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一生勤政爱民，刚直不阿、忧国忘家，留下了千古美名。
于谦聪明好学，少有神童美誉，15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次年，于谦被选授山西道御史，从此步入仕途，任御史期间，他直言敢谏，首先弹劾了西南地区某些将吏妄杀百姓、冒充军功的罪行，接着又弹劾了陕西将吏扰掠民众、为害地方的劣迹，引起朝廷重视，很快下令严办。
不久，于谦出任江西巡按，在任期间他不畏权贵，平反冤狱，打击豪强，官场震动，于谦名声大震。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山西灾荒严重，朝廷拟派大员前往治灾，明宣宗亲笔书写了于谦的名字，授给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肩负重任，匆匆上路赴任了。为了了解情况，他“朝在太行南，暮在太行北”。大灾之后的惨景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由于历任地方官不谋民生，只知搜刮民脂民膏，辛苦终年的农夫到头只能用粥菜充饥。一遇灾荒绝收，面临的就是绝境，于谦上书请求朝廷拨款30万两，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并严令地方官秉公办事，严禁克扣中饱，违者严惩。这一举动，把几十万灾民从死亡线上解救下来。为了使人民度过荒年，于谦还下令将一些地方仓库的存粮减价卖给农民，还免去了一些地方百姓的田租劳役。为了抑止灾后疫病的流行，他还设立了患民药局，免费为百姓治病。
于谦在河南、山西任地方长官达十九年之久。这一地区历来多灾，尤以河南为甚。为给人民筹长远之利，他做了一项规定：每年3月青黄不接之时，官府借粮给贫苦的百姓，待秋后归还；对实在无力偿还者可酌情免掉他们的借粮；州县官每年必须备足粮食，否则，任满当迁者不许离任。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于青天”。
从33岁起任兵都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时起，于谦历任高级官职，但他一生清廉自守，把名节看得很重。他认为金钱会损害名节，聚敛金钱的人即使逃过了国法，也逃不过公议。他为官从不搞排场，都是轻车简从，也从不搞请客送礼。当时地方官进京办事，按例要带很多钱物，以疏通关系，而于谦每次都空手入京。有人劝他说：你不带金银，也应带点手错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土产。于是，于谦作诗一首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
本资民用反为殃。
两袖清风朝天去，
免得阎闾话短长。
于谦后来任兵部尚书时，日夜筹划军国大计，索性就住在官署，不回家了。他平生不置产业，所住的房子仅能蔽风雨，皇帝在西直门内赐给他一所宅院，他固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皇帝不允，于谦不得已接受了，但始终没有住进正房，只住在偏房中。
天顺元年（1457年）爆发了“夺门之变”，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军人、政客和宦官曹占祥等利用景帝病重之机，带兵闯入皇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拥至奉天殿。景帝被废掉，几天后就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政变的发动者们把打击矛头指向于谦。石亨因保举于谦的儿子为官受到于谦的痛斥，一直心存怨恨，加之于谦平日对他约束甚严，他的侄子石彪贪赃枉法受过于谦的弹劾，因此，把于谦视为眼中钉。徐有贞本名徐呈，因倡言迁都遭于谦痛斥，臭名昭著，不得不改名有贞，更是恨于谦入骨。一些太监因于谦约束甚严，不得擅权，也恨于谦，于是他们群起攻之，定于谦谋逆罪。英宗因于谦当年拥立景帝，心下也存有不满，在徐有贞的极力怂恿下，英宗下了杀于谦的决心。
于谦被捕后，徐有贞下令痛加拷打，一同被捕的王文抗辩不已，于谦从容劝道：“这是石亨的意思，辩也没用。”当年，于谦在北京惨遭杀害。天下正直之人无不洒泪。抄家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抄家者见正房紧锁，破门一看，原来里面放着景帝赏赐的玺书、剑器、蟒衣等。宪宗成化初年，明朝廷为于谦平反昭雪，他在北京的故宅改为“忠节祠”，祠内悬有后人题写的匾额——“热血千秋”。
数百年来，于谦一直受到后人的景仰，激励着后代仁人志士舍生取义。这与他毕生恪守“敬其事而后其食”的信条，清廉刚直，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
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读书？为什么从政？为什么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在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孔子“敬其事而后其食”的观点，不仅表现了他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的高远境界，同时对于世人也是有益的劝诫。它是人类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人生实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策略。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人与社会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每个人首先应该想到为社会先做贡献，多做贡献，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加，逐渐发达，然后再谈取之于社会。而对于从政者来说，尤其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