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断地升迁，离皇上越来越近，是个好兆头，但疾病却伴随升迁而来。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春天，他忽然患了一种顽症，自头到脚，身体各处都出现了癣斑。这种癣斑，不挠还好，挠后更是奇痒无比。他请了好多名医看病，花费了数百两白银一点成效也没有。这种病症时愈时犯，时轻时重，伴随了他后半生，从症状判断，应该是牛皮癣。
疾病最能消磨人的锐气，以致好长一阵子，折磨得曾国藩颓废万分，不写一个字，不看一页书。不过，这牛皮癣也不是什么大病，丝毫不能阻挡曾国藩的好运气。
自古当官就是好，因为当了官，就有了权，有了权，就万事好办了。上面说到人人都想手握重权，因为权力是个好东西，不仅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十足的实惠——金钱。权力和金钱有时候是画等号的。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10月，35岁的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此，应酬多，来客也多，最让人不解的是公事也多了起来，家里家外就忙个不停。
尤其是这一年，全国各地的举子陆陆续续开始进京城拜师傅；老少翰林都成了抢手货。对有名望的大翰林，他们更是不惜一掷万金，不投到门下誓不罢休！
曾国藩是京师翰林院公认的文章大家，又得到穆相的青睐，还能经常见到皇上，很多封疆大吏都把子弟送到他的门下，普通举子更是趋之若鹜。
在这些举子当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在晚清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的李鸿章。李鸿章因为在家排行第二，所以民间又称他为“李二先生”，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他这次遵父命进京参加会试，直接就拜在了曾国藩的门下。
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一月，36岁的曾国藩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仍然稳居上游，名列二等第四名。到这个时候，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的八股制考试。六月初二，他被第六次任职为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的头衔。从此，曾国藩便一跃升任为二品大员。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随着曾国藩的威望越来越高，湖南籍的京官如果遇到危急的事情，大多都和他商量。曾国藩也是量力而为，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渡过难关。
好朋友刘传莹还乡后不幸病死，曾国藩便收检校刻了他的遗著，还买了石刻碑托人送到墓地。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落榜，客死他乡，曾国藩全权负责料理后事。
朝廷因水旱灾害免掉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都要上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所以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起，凡是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他领衔。
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从当年那个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还没用了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料。
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位列京堂，是朝中的重臣。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曾国藩的手头也不再那么拮据了。
可是升官以后，应酬较多，用费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曾国藩还旧账、借新债，生活上仍然是捉襟见肘，每到年末，积欠的债务仍然接近一千两银子。
这时，你可能要说，曾国藩不是不参加各类宴席吗？何来的费用？其实，人是在变化的，此时曾国藩岂是那时曾国藩？多年的历练，他已经明白：要想往上爬，如果不参加各类宴席，不去应酬的话，无疑是自断官路。这种傻事，曾国藩是不会再做了。不就是破费一点银子嘛，没有破费，何来的收入？把人际关系搞好，相信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在京城居住八年的时间里，曾国藩早就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因为手头紧，竟然不能如愿。即使祖父病重，他也只能让兄弟们返乡照顾。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放到现在，肯定有不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之类的待遇。朝廷的俸禄又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还有养廉银的灰色收入，而京官只有干俸，如果下定决心要做个清官，欠债那是很在理的事情。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立志做清官的人。
在整个京官生涯中，只有在典试四川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大大地阔过一把。
京官们唯一摆脱贫困的机会是“得差”，即派到外地办理公务。道光二十三年，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鸿运当头，被派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从五品官做乡试正主考是大清首例，这应该是道光皇帝对曾国藩爱怜的结果吧。
当主考官是一趟很肥的公差。原来，钦命典试的官员不仅要从户部领取不菲的程仪：主考一般为两千两，副主考为一千两。乡试结束时，地方上还有一份礼金赠送。乡试主考一般为两千两银子，副主考一般孝敬一千两银子。
传统社会的差旅费是一笔糊涂账，四川乡试实际的路途花费不足一千两，事后剩下的银也不需要缴还。
这两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当时有这样的民谣：“一任主考官，百姓吃十年”，“京官不外放，穷到能卖炕”，主要说的就是这种灰色收入。
曾国藩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趟差下来腰包就剩下了三千多两银子，至于所获的收入具体是多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四川回来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改善了不少。一是他在京中所欠的数百两债务全部还清。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的债务。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家里的亲戚。三是他身体发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虽然没有专用的马车，但每次外出都叫车，再也不走路了。如果放到现在就是虽然没有私家车，但可以坐出租车，再也不用去挤公交了。
自从曾国藩入仕后，一直没往家里寄过什么钱，这次寄回的六百两，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沾了曾国藩一回光。曾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已经是债台高筑，所以这些银子还是没有把曾家的债务还清。曾国藩在家信中解释自己为什么急于周济他人。他说:“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可见，曾国藩为人仁爱厚道，在他漫长的仕宦生涯中，自己节俭的同时，还多次对亲友大量馈赠，或者做其他慈善活动。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因为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合法的。他虽然乐于“与流俗战”，但从来不会从这些细枝末节入手。如果他拒绝这项收入，做个一清到骨的清官，无疑是与天下所有的考官为敌，稳健厚重的曾国藩绝对不会做这种傻到家的事情。
在给弟弟们信中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可见，曾国藩终身的生活原则：不靠做官发财，不把银钱留给后代，要用多余的钱财周济亲戚族党。
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他的良好家风和农家子弟特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此消彼长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