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曾国藩斟酌再三，最终也没有放罗泽南去武昌。
塔齐布死了，罗泽南闹着要走，湘军在江西的军事进攻又毫无进展，再加上咸丰帝的催促，曾国藩一下子感到极度地空虚，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茶饭不思。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生性倔强的罗泽南反复讲“放弃九江、争夺武昌”战略计划多么多么完美，一定能旗开得胜之类的话。几天下来，曾国藩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此刻，湖北一再告急，罗泽南再次请求带军回湖北救援。
自己都顾不过来，还要管别人，本来就心绪不宁的曾国藩显得异常烦躁。不过，被软磨硬泡了好几天，经过反复考虑后，他还是同意了罗泽南率兵去武昌救援的请求。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原因的：一来，曾国藩不想因为这件事伤了两个人的和气；二来，他真心希望罗泽南在湖北能有所作为，从而减轻自己在江西的压力。
当然，曾国藩也明白，如果罗泽南一走，自己在江西就真的无依无靠了，好在湘军主力还有一万多人留在九江，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不过，不管怎么看，这都是一招险棋，曾国藩自己把自己放在了风口浪尖上，他要赌一赌，是自己命大，还是太平军命大。
罗泽南将要离开自己了，而塔齐布已经与自己阴阳两隔，曾国藩内心涌出一丝无法言语的悲苦。然而，面对江西的困境，还有什么办法呢？无奈，只有立志自强，好汉打脱牙和着血往肚里吞！
罗泽南临行之前，曾国藩从塔齐布的军队中拨出一千五百人交给罗泽南指挥前去武昌。其余五千多人的部队遵照塔齐布的遗嘱，交给周凤山指挥。此后，周凤山率领的军队成了湘军主力，继续围攻九江城。
罗泽南一走，曾国藩的主力部队除了继续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外，还有由彭玉麟率领的内湖水师四千人和由李元度率领的两千人两支部队。
湘军的战斗力明显大不如前了，靠这样的部队拿下九江，简直就是白日做梦。所以，曾国藩对九江也是围而不攻，做做样子给咸丰帝看看罢了，而把重心放在了保存湘军实力上。
两员虎将一亡一走，曾国藩还被困在江西无所作为，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不断地责问自己：我在江西真的就这样陷入困境不能自拔了吗？
咸丰五年九月（公元1855年10月），被憋屈了一年多的罗泽南终于可以痛快淋漓地杀敌了，他率领湘军一路接连攻下通城、崇阳、蒲圻、咸宁，十一月初攻到武昌城下。
胡林翼万万没有想到湘军主力罗泽南会前来援救武昌，自然是好像得到了救星一般。他把罗泽南奉为座上宾，还以罗军为骨架，大量向湖南募军，进行编练，使罗泽南的湘军成为长江上游一支极为强大的部队。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湘军实力更加雄厚了。水师力量的加强是很明显的，陆师力量留在江西由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虽然比原来减弱了一些，但罗泽南在湖北的部队力量不亚于曾国藩亲自指挥的陆师。
这样，湘军一队在长江上游，一队在长江中游，相互照应，互为犄角，成为太平军的两个死对头。
大难之后必有后福
自从塔齐布战死，罗泽南率军回援湖北后，曾国藩率军攻打九江，却没有丝毫进展。在江西的这段时间，是湘军成军作战以来最困难的日子。
那么，曾国藩在江西的困难到底来自哪里？难道没有了两员虎将的协助，他真的就寸步难行吗？其实，困难的一个方面是太平军在江西发动了猛烈攻势；另一方面是老大难的军饷问题。
好几次，曾国藩都想撒手不干，但他深感：如果罢手，将愧对所有人，包括自己。所以，即使再难，他还是咬牙坚持着，等待转机的到来。
但曾国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等待转机到来的时候，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得知湘军陆师的两员大将一死一走后，石达开料定江西的兵力比较薄弱，没有什么能征善战的将领了，于是决定抓住这个机遇，一举歼灭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石达开命韦俊坚守武昌，继续与胡林翼、罗泽南周旋，自己则率兵联合天地会的各路义军，在咸丰五年十一月（公元1855年12月），由湖北进攻江西，连克瑞州、临江、袁州，围攻吉安。
于是，一场对湘军的猛烈攻势在江西上演了。
吉安是江西省的战略要地，位于江西省中西部，赣江中游。从地势上看，属罗霄山脉中段，扼湖南、江西省咽喉通道，地势极为险要。这种要地能保还是要保的，江西的湘军必须做出战略调整，来应对突发的情况。
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曾国藩只得放弃围攻九江，急忙调遣周凤山回援。
周凤山率领湘军从九江撤围后，在咸丰五年十二月（公元1855年1月）攻占了樟树镇。接下来，到底是救吉安，还是守南昌，一时举棋不定。就在犹豫之际，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856年3月1日），吉安被太平军攻陷。
听到吉安被攻破的消息后，驻扎在赣北南康府的曾国藩严令周凤山坚守樟树镇。因为樟树镇是省城南昌的咽喉。只要守住樟树镇，曾国藩部便可以逸待劳，堵击来犯的石达开部。
可周凤山不比塔齐布和罗泽南，再说他的对手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所以，在强敌面前，他还是显得嫩了一点。
二月十八日（3月24日），樟树镇被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团团围住，在太平军犀利的进攻下，湘军很快便被分割为好几块，不能互相照应，眨眼工夫，死伤的湘军就达到上千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周凤山一看形势不好，便领着溃兵一路撤退到了南昌城里。
本来，曾国藩以为周凤山怎么也能坚守数月，到时候，就可以以逸待劳，主动出击，打散石达开的部队。
可这个美梦瞬间便被打了个稀巴烂。
樟树镇失守后，南昌城失去了屏障，太平军便长驱直入，南昌城危在旦夕。曾国藩只得去南昌城收拾溃兵，准备和石达开决一死战。
当时，南昌城的形势非常危急，城内只有几千多士兵把守，而围城的太平军却有数万人。因此，南昌城内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满大街都是奔走逃跑的人。
曾国藩一面指挥城内军队死守，一面派人快马加鞭，向外求援。
登上城楼，曾国藩看到城外的太平军队伍犹如人山人海一般，感到阵阵胆战心惊。面对太平军的层层围困，他感觉这次难逃厄运了。但这次他没有寻死，而是决定要和他的湘军以死殉国。
人就是这样，当被逼到绝境后，便不再畏惧死亡。
表面看，曾国藩这次铁定要成为太平军的刀下之鬼了，可当一个人要走运的话，那是什么也挡不住的。在曾国藩这个幸运儿面前，石达开的大军同样也得靠边站。这次，曾国藩无疑又一次走了狗屎运。
此时，太平军在军事上对江西的攻势，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他们控制了江西绝大部分地区，江西共计13府，被攻占8府54州县，这当然和石达开的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却被太平军紧紧地围困，连家信都难以通达。湘军上下就好像身处在牢狱之中一样。
在南昌城岌岌可危之际，杨秀清忽然调动石达开去天京参加进攻江南大营的战斗。这样，没有了石达开这个大敌，曾国藩在军事上稍稍松了一口气，并且挣扎着恢复江西的军事实力。
曾国藩把残余的湘军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三千五百多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一千多人，由毕金科率领；另外又新募两千人马，军队总计大约有一万多人，但战斗力却较差，尤其缺乏将才。
群龙无首的军队不能称之为军队，只能称之为一盘散沙。只有军队中有了主心骨、领头羊，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曾国藩心想，万一石达开再杀个回马枪，自己恐怕就不会再这么幸运了，南昌就真成了自己的葬身之地了。必须要加强江西湘军陆师的战斗力，找一员虎将来拢一拢这盘散沙。
想来想去，除了罗泽南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便立即给罗泽南写信，让他迅速率领军队回援江西，以便趁石达开离开江西的大好时机，夺回失地，挽回江西的败局。
接到曾国藩的告急信后，罗泽南左右为难，当时他正担任争夺武昌的军事主力，如果撤离武昌，以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可是，不救处在危险之中的曾国藩，他又于心不忍。
于是，罗泽南加快了攻城的步伐，想在攻下武昌后立即回援江西。没想到这场攻城战竟然成了他生命的终结之战。
结果，因为求胜心切，猛打猛冲的罗泽南被太平军击中头部，摔下战马，三月初八日（4月12日）在军营中，不治身亡。
之前，罗泽南曾经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回忆湘军转战南北的艰难困苦，建议起用左宗棠等人，还嘱咐曾国藩要和胡林翼合为一军，才能稳定两湖大局。还说如果自己战死后，部下湘军由李继宾统带，等等貌似不着调的内容。
当初，曾国藩看到罗泽南这份类似遗嘱的书信后，还觉得这个同生共死的兄弟真是可笑，好好的，怎么会战死呢？转眼间，这个活生生的兄弟便阴阳两隔，真是世事无常。
曾国藩唯一的一个希望就被这样生生地扑灭了，他太伤心了！如果不是他急切地催促回援，罗泽南也就不会太过着急，死在太平军的枪炮之下了。
不过，悲痛归悲痛，死了的人是不会再活过来了，活着的人还要面对艰难继续活着。
眼下的情形，不容曾国藩在悲痛中沉浸过长的时间，他擦干眼泪，盘算着如何解决南昌被围困的问题。
面对处在困境中的湘军，咸丰帝也很焦急，因为他也不愿意让曾国藩这个好不容易才树立起来的榜样旗帜就这么倒下去，他还指望湘军和太平军死磕呢。于是，他命令附近省份的封疆大吏派兵救援。
接到命令后，胡林翼和骆秉章便各派五千人前去江西救援。曾国荃（曾国藩九弟）、王錱也各率数千人马驰援江西。
这样，江西的湘军和绿营军一下子增加了数万人。这些军队在江西四处进攻，先后占领瑞州、袁州、临江、安福等地，湘军在江西的形势才有所好转。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军事上，更大的苦处是受到清廷的猜忌，咸丰帝宁愿把湖北巡抚的官职给了胡林翼，也不肯给他，这使他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分。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
再加上江西地方官绅的排挤、刁难，几乎让曾国藩痛苦到了极点。
不过，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既然在南昌捡回了一条命，还有什么都放马过来吧，我不惧。
曾国藩常说：“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正因为坚忍，他才最终熬过了在江西的这段痛苦岁月。
第二十六虎落平阳被犬欺
军事上的失利，使曾国藩感觉在江西如坐针毡；经济上的困难，更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有数万人马的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所以，湘军的军饷来源一直是困扰曾国藩的难题。
一个将帅天天要为军队的吃饭问题花费心思，这真是少见。
从在长沙与绿营决裂，移驻衡阳别树一帜起，曾国藩便自筹军饷，不再仰食地方官府，因为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一旦经济上依靠地方官府，就要听命于地方大员，湘军便失去了主动权，还谈何取代绿营、平定天下。
所以，曾国藩筹饷主要靠地方绅士的捐赠，以及各省的接济。
自从办团练以来，曾国藩因为军饷问题和地方的官员发生过多次冲突，但是，他每次都极力争取任何一个可以筹到军饷的机会。
实在没办法了，就自己破费请湖南各地的富商们吃顿饭，当然这种出血的饭局没人愿意参加，但这些富商们架不住庞大湘军招呼，和手里有枪杆子的人理论，很不值当，
好汉不吃眼前亏，出点血总比丢了命要强。
曾国藩的软磨硬泡和威逼恐吓很有成效，所以腰包鼓了，湘军才能发高军饷。当然，能和平解决的事情，曾国藩还是尽量和平解决，毕竟，要经常合作，不是一锤子买卖的事情。
后来，随着湘军的日益壮大，逐渐成了和太平军对决的主力，曾国藩也有资本要挟咸丰帝给湘军调拨军饷了。
当然，也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比如，现在困顿在江西的湘军，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为了打败太平军，清王朝当然要利用湘军，但咸丰帝十分疑忌曾国藩“兵为将有”的做法，于是，他没有让曾国藩掌握地方政权。
没有实权的曾国藩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
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却认为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把为湘军筹饷视为额外负担，都不肯出饷。就连曾国藩自己筹措军饷，同样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
其间，郭嵩焘提出江北大营在扬州仙女庙抽厘金助军饷的事，请求曾国藩也仿效办理，在军过之处向商贾抽厘，以助湘军作战。
抗击太平军时，江北大营也缺军饷，左都御史雷以諴到扬州助军，想出了一个筹饷的办法：对商贾征厘税，值百抽一，称做“厘金”，居然顺利抽得大量银两，解决了江北大营的军饷问题。
有成功的例子就要模仿，于是，曾国藩决定先在湖南的部分地方试行厘金制度。如果可行，就认真实行；如果不可行，就立即停止。结果施行了一段时间后，效果还不错。
可惜好景不长，江西的地方官认为：江西地面不归曾国藩管辖，他没有权力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
在这些官员的阻挠下，抽厘金一事也被迫半途而废。
后来，陈启迈被革职，既然曾国藩把猴都给杀了，剩下的鸡应该听话了吧，可事实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