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气郁则湿滞，湿滞生热，热郁成痰，痰滞则血不行，血滞而食不化，六者相因为病。因此，提出了气、湿、热、痰、血、食六郁，但以气郁为主。六郁的提出使郁症的治疗进一步具体化，并使后人治郁有所遵循，这是对《内经》五郁之补充和发展。但六郁之郁，仅是郁症病机的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方面。郁症的病因以精神因素为主，其病机是肝气失于疏泄，以肝郁为核心。因此六郁症治之提出形成了郁症概念之混乱。
针对上述问题，明·赵献可在其《医贯·郁病论》中提出《内经》之木郁、火郁、土郁、金郁、水郁，是“因五运之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这就明确指出《内经》五脏之郁是因五行生克所致，和忧郁之郁不同，忧郁之郁乃七情之病，与精神有关。
赵氏认为“郁者抑而不通之义”，“凡病之起，多由于郁”。
赵氏并认为朱丹溪六郁之说出而形成了郁症概念之混乱，致郁病长期不明于世。他说：“此说出而《内经》之旨始晦，《内经》之旨，又因释注之误而复晦，此郁病之不明于世久矣。苟能神而明之，扩而充之，其于天下之病，思过半矣。”
赵献可对郁症的认识可概括为以下几点：①《内经》之五郁和忧郁之郁不同，《内经》之五郁因五行生克致郁，是五脏之郁。忧郁之郁乃七情之病，与精神因素有关。②由于朱丹溪六郁之说及《内经》释注之误，使郁症的精神因素被忽略，致郁症的证治发展停滞不前。③郁症在临床上甚为常见，几占各种疾病之半。基于上述认识，赵氏选用逍遥散以治肝郁，“而诸郁皆因而愈”。“继用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服之，以滋肾水，俾水能生木”。赵氏认为：“逍遥散者，风以散之也；地黄饮者，雨以润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
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克脾土，且土亦滋润，无燥塙之病，金水自相生。予谓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
从以上的讨论，对郁症的病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①郁火是情志病，其发与精神因素有关，其病变中心在肝，以肝郁为主。②肝郁则气机失于条达，以此引起五脏之郁。③肝失疏泄，中焦气机失于升降，气血不和，气、湿、热、痰、血、食六郁随之而生。因此，郁症之发病与以上几种因素均有关，但以情志因素及肝郁为中心，所以，治疗也不应局限于“统治六郁”的越鞠丸。
郁症概念的含糊，也影响到郁火概念之不清。
为了探讨郁火，首先要明确火的概念。火、热为病，《内经》早有记载。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论病机时指出：“诸热瞀瘛”，“诸禁鼓栗，如丧神守”，“诸逆冲上”，“诸躁狂越”，“诸病脯胕，疼酸惊骇”，皆属于火。又指出：“诸病有声，鼓之如鼓”，“诸腹胀大”，“诸转反戾，水液混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在其《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以五运六气为纲，以《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的病机19条为基础，将常见疾病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类，补入了“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使病机由原来的风、热、火、湿、寒五气扩大到六气，将原病机19条所概括的症状由36种扩大到91种。其病机学说认为火热是引起多种病症的主要原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归纳的几十种病证中，直接或间接与火热有关者占十之七八以上。从而确立了重要医学流派——主火派的理论，开辟了认识和治疗热性病的新途径。上述《内经》及《素问·玄机原病式》所指之火，均以实火为主，见于热性传染病、各种炎症感染及各种功能亢进性疾病。一般均具有身热面赤，心烦急躁、口苦便秘、口渴多饮、舌红苔黄燥、脉实数等特点。
郁火一词，见于多种中医文献及各家医案中，但属实火，虚火不太明确。《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提到“火郁发之”，但未具体论及郁火的主证。升阳散火汤为李东垣发散郁火的名方，后人论及“火郁发之”时均列为首选。据李东垣《脾胃论》记载：该方主治“男子妇人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乏困，热如燎，扪之烙手，此病多因血虚而得之，或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火郁则发之。”从此方的主治看：①郁火具有“四肢发热、肌热、筋痹热、骨髓中热，热如燎，扪之烙手”等症状特点；②郁火的原因是血虚，或胃虚过食生冷，脾阳被遏；③治疗强调“火郁发之”，说明郁火一非实火，二非阴虚。血属阴，气属阳；血虚常伴有阴亏，脾阳被遏，存在气郁，因此郁火之病机包括血虚及气机不畅在内。
明·张景岳在《景岳全书·火证》中指出：“郁热之火宜散而解之，如外邪郁伏为热者，宜正柴胡饮、小柴胡汤或升阳散火汤之类主之。若郁热在经而为痈疽，为疮疹者，宜连翘归尾煎。”其中“郁热之火”，似指郁火；郁热在经之“痈疽”、“疮疹”似为实火。
明·孙一奎在《医皆绪余·论五郁》中指出：“火郁者，心郁也”。“火性炎上，拂逆不遂，则郁”。“因此凡瞀闷目赤、少气疮疡、口渴溲黄、卒暴僵仆、呕哕吐酸、瘛疯狂乱，皆火郁症也。”孙氏从“心主火”立论，他所指的“火郁症”，实际是指实火，源于病机19条。
明·赵献可在《医贯·五行论》中指出：“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躁，须以辛凉之品发达之。经曰：木郁则达之，火郁则发之，使遂其炎上之性。若用寒凉药下之，则愈郁矣，热药投之，则愈炽矣。”从“肝火内炽，郁闷烦躁，”
治疗既不能用寒下，又不能用温热，而取“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的治则及选用辛凉之品来看，显然是指肝经郁火。
明·皇甫中在《明医指掌·火证》中将火分为君火、相火、郁火、五志之火、虚火、实火。说明郁火不同于其他诸火。皇甫氏认为：“四肢发热、肌痹热、骨髓中发热如燎，扪之烙手，此血虚而得之也。”“或胃虚多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升阳散火汤。”“手心热，属郁热，用火郁汤。”
清·李用粹在《证治汇补·发热》中指出：“郁火发热，左关弦数有力，或缓弱有力，肌肉如火，筋骨如烧，扪之烙手，或昼夜不减，或夜分即热，天明暂缓，其热必手足四肢更甚，缘脾主四末，热伏地中因此也。此证亦有因血虚而得者，亦有胃虚过食生冷，阴覆乎阳，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者，宜用火郁发之的方法，火郁汤主之”。李氏之“郁火发热”引自《准绳》，实则其对郁火症状的描述和皇甫中类同，均源于李东垣之升阳散火汤。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郁火概念之混乱。李东垣之升阳散火汤源于“火郁发之”的治则，目的是发散郁火。主治症状虽类似阴虚，但阴虚忌汗，而实火又非发散所能解决。显然郁火不是阴虚，更非实火。李氏是脾胃论者，因此认为郁火的原因是脾胃虚寒及血虚。张景岳所指“郁热之火”，既包括外邪郁伏为热，应予“发之”之郁火，也包括实热为患之痈疽、疮疹。孙一奎从五行“心主火”立论，认为“火郁”乃“心郁”，所列举之病证，皆引自病机19条中火、热的内容，因此孙氏所称之“火郁症”实际指实火。赵献可所指之郁火，从用药看，显然是肝经郁火。皇甫中虽将郁火从君火、相火、虚火、实火中分出，但引用郁火的症状、病因，仍出自李东垣之论点。李用粹的《证治汇补·发热》是一篇热病的综述，其“郁火发热”的基本论点，仍源于李东垣。上述郁火的论点，各人侧重不同，有些虽属实火，但选方均用升阳散火汤及火郁汤，这就有必要弄清郁火的实质，因为这涉及郁火的治疗和对升阳散火汤发散郁火的重新估价。
二、总结
前人认为“百病皆兼郁，久郁必化火”，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从临床实践看，郁症可见于“百病”，郁火则发于久病。但是不论郁症的形成、郁火的激发，又都与情志不舒、精神因素有关。因此，肝在郁症与郁火的发生中，起着主导作用。另一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同为情志不舒、精神压抑，但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个体身上，可分别表现为肝郁、肝气、肝火之不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肝以血为体，气为用；血属阴，气属阳，因此肝被称为“体阴用阳”之脏。肝之体用充盛，则气机条达舒畅，心情开朗，自然无病。若肝之体用充盛，偏于用阳有余，此时激怒，则易发为肝气、肝火。因“气有余便是火”，用阳有余，蕴火于内，遇激怒则一触即发，轻者发为肝气，重者发为肝火，属实证。若肝之体用不足，而且偏衰，长期的精神压抑，使肝之气机失于条达，日久则肝阴暗耗，郁热内生，此时一遇情志不舒，肝经郁热随气火上逆，则发为郁火。此火虽一触即发，但非实火，因此发作为时短暂，常因肝经郁热随汗外泄而诸症消失。激发时虽表现为标实，其本质仍是肝之体用已虚，属虚证，但具有静则为热，动则为火之特点。因此，郁火具有本虚标实之特点。了解此点非常重要，一旦有郁火标实，即可采取“急则治标”之法，先予发散郁火。若虽见郁火，但症状轻微，且以正虚为主，此时可取“缓则治本”之法，正复则郁火自消。因为并非一切郁火都需要采取“火郁发之”之法，而且升阳散火汤也解决不了各种疾病引起的郁火。这一点在后面评价升阳散火汤时还要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