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
张岱是一位很难以简约的言词为他定性的奇才，率性孤诣，独来独往，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的文人群集都不恰当。他方面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最倾注心力的似乎是作史，自称“《石匮》一书，笔四十余载”（《琅文集·与李砚翁》）。今仅见《石匮书后集》，纪崇祯至南明史事，其闻见未能超过同时诸家的私史。其史识则不无偏执，鲁迅曾就其《与李砚翁》一函中对东林党人的论断作过议论。张氏说：“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并列举东林党人中的败类，激愤地说：“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鲁迅以为虽然义正辞严，所举的东林中群小的劣迹也是事实，“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人，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他写诗，今存于《琅文集》者尚有三百余首，也恐尚未收全。但与同时诗人相比，那些节操上有瑕疵者如钱牧斋、吴梅村等可以不论；就是和吴嘉纪、陈子龙、屈翁山等相比，也不免逊色。不过他的诗能打破传统诗的畦畛，对晚年穷瘁生活中的舂米、担粪也有吟咏，苦涩中见放达，极见性情。方之今人，聂绀弩《三草》中诗庶几也。
他也治经学，撰《明〈易〉》、《四书遇》等论著，对程朱理学批判讽嘲尤力；但总体言之，未能在李贽、三袁等人之外别树旗帜。所可喜者是他善于从日常生理中的人情事理戳破道学的虚假窒人，用今日的话是颇具“内出血”效应。
张岱作品中最具生命力而能使他不朽的毕竟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沁人心脾的散文。篇篇玲珑剔透，绘风物，抒人情，谈掌故，记民俗，评时尚，莫不委曲致致，笔笔皆妙。黄裳曾说：“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来燕榭书跋·琅文集》）信然信然。
张岱散文艺术之所以具有特殊成就，是由于他开拓了明代后叶自徐渭、汤显祖至公安、竟陵诸家所未有的境界，一个由仕宦角度接近生活到由市井角度接近生活的转变。这个境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由士大夫抒发性灵的闲适转型为平民感怀时世的忧患。这是由张岱的身世和他所遭逢的时势决定的。张岱虽是世家子弟，曾祖张元忭是隆庆五年状元，《明吏·儒林传》有传；祖父辈也还居官，但张岱本人从未入仕，他也无心于此。不像哪怕如徐渭，即使不做官，也在官府作幕友；至于汤显祖，袁宏道兄弟，钟惺、谭元春以及当时的诸多文坛人物，都是有功名目登仕版的。他们所交往的都是官场的士大夫，只是风雅一点的仕宦人物而已。张岱则如他所自陈的，是纨绔公子，酷爱声色犬马，周旋于歌场舞榭，与优伶、歌妓、帮闲等市井人物交往，他文中所记的都是杭州、南京、扬州等地的游冶景况。如果张岱不是一个有特殊禀赋的才人，就会花天酒地地沉沦为一个极无聊的人物；偏偏他又是“书蠧诗魔”、别有眼界的人，于是，这些生活就成了他观察社会转化为创作的资本，而这些生活经验是和官场生涯大异其趣的，即带有市井性和平民性，和封闭于官场士大夫之间的视角不同。
张岱生于1597年，明亡时四十七岁，明朝社会的大动乱，如东林阉党之争，满族的侵边，李自成、张献忠等的暴动等促使明社覆亡的诸种事变都是他成年后所目击，性格中人的张岱不能无动于中，他的以四十年之久治史作《石匮书》，便是他关注时世的证据。《陶庵梦忆》中记有他在魏忠贤败后，他以戏剧行家的身分为优伶编排了多种反映与魏阉斗争的戏曲，也可证明他对时政的关怀。因此，明亡以后所作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等纪述前尘旧影之作，在追抚繁华往事之中，就含有无限的家国之痛，即使不着一字关涉忧伤悲愤者，叹《黍离》悲《麦秀》之情自在，与公安、竟陵诸家以抒性灵、捕妙趣为宗旨者迥异，这就造就了张岱散文艺术的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以及它的历时性的生命力。
要究明这道理，便非呈示张岱的全生涯不可。何况张岱不仅是散文家，还有多方面的业绩，这些业绩又和他的散文不可分离，使他蔚为一代文豪。胡益民的这本评传便是全面研究张岱的新成果。作者在命笔时曾与我有所接触，预约我为之作序。可惜我对张岱缺少研究，只是其散文的爱好者，不能多所阐发，只能记往日读张氏书的印象如上，不知能为胡兄认同否？
2002年4月初，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