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夷夏东西对峙的时代，夷夏之间曾有矛盾和斗争。传说中反映夷夏间大的斗争有三次。一是启与伯益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孟子》说相让，古本《竹书》说相争，“益干启位，杀之”。傅斯年说伯翳（傅斯年考证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赵公认之祖，即是赢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即是夷夏之争。二是后羿与夏争国。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传说中后羿亦称帝羿或羿帝，又说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穷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认为，后羿、帝羿、夷羿，是东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争。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东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
夷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很高的。“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说：中国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谓‘裔（疑即“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若何，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成一个大系。”傅斯年这段话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却被编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商和夏、周，仍是东西对峙。傅斯年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分析考证商是兴起于东方的一族。商和东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话传说。他引证了古籍中有关东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来源于卵生神话传说的记载。他说：“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商建立基业之地早期是在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地。傅斯年说：殷之地望，在河济之间古兖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阳、大名、汲县、滑县一带。上古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有殷、衣、韦、郼、卫、沇、兖。据他考证，这“殷、衣、韦、郼、卫、沇、兖，尽由一原，只缘古今异时，成为殊名”。郼，读如衣，汉代兖州人谓殷氏为衣。郼，殷，都读作衣。韦、郼、卫三字，当是一字之异体。《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说：“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域。”晋朝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韦、卫之地望如此，殷之原来所在，由此可知。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而所谓海外，最有可能的是辽东半岛或朝鲜之西北境。纣殁后，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国之余退保朝鲜，则殷与朝鲜之关系必甚密切。傅斯年说，箕子之东，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与有易氏有斗争；王亥且为有易掳去作奴隶，“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动地区，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说：“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说中部、南部）。”
总结以上的考证和论证，傅斯年说：“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历史传说，汤兴起于亳，亳有多处。“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认为：薄姑、博、薄、亳等地，“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竞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薄姑旧址去海滨必不远。“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而西止，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于是有如许多之亳。”
殷商兴起之后，夏商仍是东西对立。夏在西，商在东，最后商灭掉夏。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除了《夷夏东西说》之外，他的其他几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国古史实际的独行见解，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如《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于三年丧和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的解释都极精辟。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滕国的卿大夫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怎么解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也是向来不得其解者。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对此作出独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殷是大国，周灭殷后并没有把殷民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大批迁到洛邑或分给姬姓、姜姓贵族带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给伯禽带到鲁国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并引证材料说明三年丧是殷民的风俗习惯。这就清楚了：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丧的。殷人是一国之人民，故可以称“天下”。滕国的卿大夫说三年之丧“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国的统治阶层。周人不行三年之丧。“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也就清楚了。开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开化比较晚的住在“国”里的是君子（统治阶层，周人）。
《周东封与殷遗民》，进而论宋、鲁、齐诸国，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国。后代齐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仍多来自殷民。荀子“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所由来久远”。这由来久远的五行说可能与殷人有关。傅斯年说：“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到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而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