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后又因所谓武大“三家村黑帮”与李达一同罹祸的何定华在《缅怀马克思主义老教育家李达同志》一文中指出：李达在执行中央教育政策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但决不盲从，坚持尊重教育规律，抵制极“左”思想对于武汉大学发展的干扰。关于李达的办学思想，特别是著名言论，多有引证。例如，反对运动频繁，教学混乱；反对助教挂帅教学，书记包揽一切；并检讨自己是“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挂了校长的名未做校长的工作，经常在外面，教学行政工作未管”。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达强调武汉大学要办成“最高学府”，“希望三至五年之内，十年八年之内，涌现一批名教授，要培养一批人才出来”，“然后赶上国际水平”。李达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教师和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每年除夕，通过学校广播电台致新年祝词，向全校师生员工祝贺、慰问。他为把武汉大学办成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赶上先进水平，到处招贤纳士，罗致人才。1961年，他正式提出武汉大学要在十年之内赶上国内先进水平，进而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的奋斗目标。总之，“李达同志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名副其实的是‘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他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享有盛誉的老教育家，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匠，是当代真正的灵魂工程师，他的英名和业绩永垂不朽”。
丁晓强、李立志在《李达学术思想评传》中指出：李达早年曾有“教育救国”的理想，这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其学术活动紧密联系于他的教育工作。他又是著名的教育改革家，较早地体现在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时期。解放后，他的教育思想得以在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实施。李达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两个方面是：学校观和教学法思想。关于学校观，李达、毛泽东均视学校是走向新社会的第一步，要求学校与社会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使得“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在湖南大学时，李达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要贯彻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自然工程技术科学要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到武汉大学之后，他明确指出，综合性大学和其他专科性高等学校任务不同，重点不是培养技术方面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的人才，而要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1958年“教育革命”之后进一步提出大学是“最高学府”，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要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劳动和社会活动，使教学与科研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教学法与师生关系等问题上，李达吸取了自修大学时期的一些思想，强调教学要实行自学、集体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以自学为主，师生互助，教学相长，加强教师与学生间的联系，精简课程。他特别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武汉大学目前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是师资水平与教育水平的矛盾。一个学校，一个系办得好不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李达是一个深有造诣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作了重要的修正与发展。他强调高校是教学与科研的中心，强调学术水平与师资力量是高校发展的生命力，强调高校建设要以国内外一流大学为目标，赶超先进水平。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建设仍具有启迪意义。
刘道玉、齐民友、陶德麟等著名专家学者也曾就李达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作过深入的论述。刘道玉强调要学习和继承李达的爱才之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勤奋刻苦、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齐民友回顾了李达用很大的精力亲自抓教师和干部的理论学习，使武大教师受益匪浅；坚持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办学，有错必改，贯彻高教六十条，使学校走上了正轨。陶德麟则从治学角度回顾了李达给武汉大学带来的浓厚的、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李达在武汉大学的办学思想和实践，可以集中概括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办学的总体目标。这一点他在武汉大学上任伊始就有过明确的表述。在高等教育不同类型院校的操作层次的目标方面，综合性大学和专业技术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有着明确的区分，李达在这方面也作过精辟的分析。尊重教育规律，坚持科学真理。由于大气候、大环境的影响，李达不可能直接反对来自上层的“左”的办学指导思想。譬如“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旗帜下”，“大跃进”时期的高等学校片面强调学生参加劳动，放松了理论学习和专业基础训练。但是，他仍然在小范围内自觉抵制极“左”路线对高等教育的干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的学风，注重学生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的训练，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同时李达把高水平师资看成办好大学的关键，强调著名教授、高水平专家的极端重要性。与梅贻琦“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理念相比，李达在武汉大学的办学实践恰与梅贻琦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反映出教育家对于大学教育本质的共同理解和把握。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流大学，是李达的宏伟遗愿。把李达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与今日试行的武汉大学校训加以对照，积求是之风，育拓新之才，便是二者最好的契合之处。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李达主政武大的又一重要特色。
早在1953年武大的国庆典礼暨开学典礼上，李达就根据中央精神阐明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他指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为此，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高等学校所必须具备的教育基础；要适应国家建设要求的不同类型的建设人才，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之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发展与专业训练相结合，培养出能胜任各种建设事业的专家。他说，这就是新型高等教育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所应遵循的道路，这是办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也是办综合大学的基本方针。谈到高校的任务时，李达指出：综合大学和其他专科性高校各自分担不同的任务，专科性高校主要是培养技术科学方面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综合大学则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因此，综合大学的培养目标，首先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与较广博的科学知识，通晓一般的科学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专业训练，使之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决自己专业方面的某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1955年，高教部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李达同副校长张勃川商量后，主持召开了学校第五次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李达向大会作了《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坚决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报告和总结，着重指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他说，提高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问题，业务课、政治理论课、体育课的教学质量都提高了，都能全面负责，都能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有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