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经历了三个时代，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为了追求真理，寻求民族解放，他艰辛备尝，忍辱负重。在他的一生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但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平平常常，却越发表现出了他的人品、道德和思想境界。他的一生多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不乏彪炳史册的业绩，但他那革命的荣辱观和淡泊人生的平凡事迹，更加显示出了他革命家的本色。
不恋官位
吴玉章以自身的资历和能力，很早就官高位显了。早在1925年国民党二大时，他是大会秘书长，1926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时，吴玉章便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参与主持着军政大计。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五人行动委员会，与蒋介石对抗，吴玉章便是五人行动委员之一。他如果贪恋官职，就会顺着这条道走下去，只要投靠蒋介石或汪精卫，就不愁没有高官。但吴玉章不是这样的人，还是在民国初期，袁世凯就曾对他许下高官，但被吴玉章拒绝了。因为，吴玉章一生的行为准则是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而决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所以在后来，他毅然选择了生死难测、充满艰辛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队伍里，甘愿做普通一兵。
吴玉章勤奋地为党工作，显示了自己多方面的才能。他曾代表党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解放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并曾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大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1949年后，除了曾任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他的职位一直不高。解放初期，担任的职务是华北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来的行政职务也只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不能理解的。一些老部下、老朋友想不通，觉得跟共产党风雨几十年，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打下了天下，可是在安排副主席、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人选时，竟有很多是民主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而像吴玉章这样一些为党工作、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却没能得到应有的职位。有个别人甚至跑到吴玉章面前嘀咕、发牢骚，说您现在只担任个大学校长，连个教育部长都不是，真是太委屈了。
听到这些话，吴玉章又是怎么想的呢？他对那些老部下、老同志、老朋友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是丢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当来干革命的。现在打下天下很光荣。但管天下就要有天下一家的思想，一切要看对革命有没有利。只要对革命有利，个人当不当官有什么呢？现在党叫我筹办中国人民大学，这就是对我很大的信任，我能把这个大学校长当好就很不错了。”吴玉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未把个人的荣辱放在心上。
不贪钱财
吴玉章不仅不恋高官，更不贪钱财，他一生清廉自洁，把钱财看得很轻很轻。
吴玉章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与钱财打交道的时候很多，要想从中捞取好处是非常容易的。1908年至1911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举行多次武装起义，起义所需的军火，全部由吴玉章等人在日本购买，其间吴玉章几次组织募捐，钱款数字之大、经手次数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已有做买卖拿回扣的做法。吴玉章只要稍做些手脚，就可以弄到钱款。但他没有这样做，连这种想法都不曾有过。他想：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革命事业的胜利，哪能盘算个人的利益呢。
正当吴玉章为购置军火忙得不可开交时，一位名叫黎仲实的同盟会会员来找他，一见面就说：“把军火回扣给我吧。”吴玉章不客气地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并以拿回扣为可耻。”黎仲实曾与汪精卫一起参加过暗杀行动，他说：“我要回扣是去救汪精卫。”吴玉章一听说要去救自己的同志，立即给了黎仲实三千元。
从这以后，吴玉章虽没有再经手过大笔钱，但时时仍与金钱打交道。为了革命事业，他还常把自己的钱掏出来。
1940年，他在筹办延安新文字干部学校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不足。为了把学校尽快创办起来，他决定将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六十大寿时各单位赠送的珍贵金银纪念品及凡是能换成边币的东西都贡献出来，让学校的工作人员到陕甘宁边区银行兑换成边币三千多元，交给了学校。
在与钱财打交道方面，吴玉章还有一段感人的经历。
那是1946年夏天，吴玉章在重庆做统战工作。一天，他正专心致志地看信，忽然对身边的同志笑道：“嘿嘿，我活这么大岁数，居然钻出个‘父亲’来了！”大家感到很奇怪，接过信一看，只见开头写道：“玉章吾儿……”信的内容很惨，大意是说：这家有个名叫“吴玉章”的儿子被抓走当壮丁去了，一直没有音信。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几个弟弟、妹妹又小，耕牛也死了，加上鬼子扫荡，衙门催捐，连年又遇饥荒，眼看着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不久前听人说，“玉章”在外面做了大官，这才托人写信，要求儿子赶快寄钱回家来维持生活。最好多寄一些钱，好作为家人来重庆的路费。信的落款地址是河南省。
显然，这封信是写给另一个叫“吴玉章”的人的，大家觉得好笑，都说信是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还是退给《新华日报》吧。吴玉章没有这样做。这天晚上，他伏案疾书，给那位河南农民写了回信。信中写道：你们通过重庆《新华日报》转来的信已收到了。你们两位老人不要生气，因为你们找到了我，我这个吴玉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实在不是你们的儿子。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着急。因为你们抚养的儿子参加了抗日战争，八年抗战有很多人流血牺牲，但抗战终于胜利了，流血牺牲也就算有了代价。作为抗日军人的父母是光荣的，胜利了的人民也有责任赡养你们，照顾你们……我在重庆不是在当官，只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现在人民要求和平，不愿再打内战，我就是在为争取和平而奋斗的。我相信只要能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你们的儿子是能够找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会渐渐好起来的。随信寄点钱去，暂时解决两位老人的困难，以后再有困难，可就近找我们的同志帮忙……
为写好这封信，吴玉章费了不少心思，晚上还让警卫员核算了他几个月来的伙食费用，把所有的余钱寄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河南农民。
不求奢华
1940年冬，吴玉章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并一再休克。党中央很关心他，将他的外孙媳吴本清调到身边照顾他。吴本清在清理衣物时，发现吴玉章没有几件好衣服。一套西服是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中山装是出席国民参政会时组织给添置的，一件黑色的老羊皮大衣又重又有膻腥味，是滕代远送的，其他就是又破又旧的土布衣服了。
吴玉章在饮食方面与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两样，连一只鸡、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总是说要留着待客。解放战争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看见他年纪大，身体不好，工作又很紧张，背着他偷偷地把他的饭菜做得好一点。他吃饭时，总要问这样菜多少钱一斤，那样菜多少钱一斤，并批评说：“目前处在战争时期，一切都要从支援前线出发，厉行节约，不能为我给党和民主政府增加负担。现在党和人民都有困难，大家生活都很艰苦，怎么能花那么多钱来改善我个人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