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把教育作为麻醉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推行所谓“党化教育”的愚民政策，帝国主义也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面对着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的混乱时局，各种社会思潮和教育思潮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在复古守旧的教育滥调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的同时，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和教育家却幻想通过教育来改良政治，拯救中国。一些教师和学生则逃避严酷的政治现实，将教育视作超轶于政治之上的“清高”事业，只管教书、读书，不问政治。于是，社会上流行着种种教育观点，如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先教育后革命说、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独立说、教育中正说等等。“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些论点都曾经在社会上流行，使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受到迷惑，甚而至于自我陶醉。”因此，当时这种瓦釜齐鸣的混乱思想局面，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联系中国的当时实际，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正确地说明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廓清当时社会上和教育界在教育问题上的迷雾，纠正对教育问题的种种误解，从而分明是非，教育人民，特别是要教育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杨贤江接受党的委托，在其《新教育大纲》中，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点，而且对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的教育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表现出鲜明的针对性、战斗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
第一，辟教育神圣说。“教育神圣说”的基本依据是：“教育是觉世牖民的事业，教育是精神修养的事业，教育是清苦廉洁的事业，教育是高贵超俗的事业”。《新教育大纲》指出，所谓“觉世牖民”并非教育业专责，政治方针、文艺政策等等都可具有这种作用，而经济制度，社会秩序等等也都有补于所谓“精神修养”，但却从未听说过关于政治、文艺、经济、社会神圣的说法，因此，由所谓教育能够“觉世牖民”，是“精神修养”的事业，决然得不出“教育神圣”的结论来。鼓吹教育是“觉世牖民”的事业，这早已是古已有之的说法，而且在当时还有人在高唱“普及教育”、“民众教育”的口号。但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就一直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庶民根本得不到教育，所谓教育“觉世牖民”实在无从谈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义务的强迫的教育也决非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而是为了使国民的文化水平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需要，“在这个社会中，一切好听好看的新设施，新计划，也莫不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回避教育的阶级性而空言教育之“觉世牖民”真是无稽之谈！
《新教育大纲》接着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就只是为支配阶级服务的工具。“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只见束缚思想，或是注入一定的思想，蒙蔽被压迫阶级的意识，或者强制灌输压迫者的意识”。所以，说教育是“精神修养”的事业也是错误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教育才真正能够成为“精神修养”的事业。
至于说到教育是“清苦廉洁”、“高贵超俗”的事业，《新教育大纲》指出，教育决非清廉，也不高超，鼓吹“教育神圣”，无非是迷信思想在作祟罢了。鼓吹“教育神圣”的“经验基础”在于宗教。宗教之所以具有“神圣”的灵光，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不清，于是便借宗教以表畏敬及期待，支配阶级和僧侣阶级也利用宗教以谋己私。鼓吹“教育神圣”的原因也即如此，“人们视教育可以启发知能，‘开通民智’，也以为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存在。再，支配阶级的利用教育以愚民，与‘读书人’之重视教育以自高声价，也复与宗教之情形相同。”
既然教育既不是“觉世牖民”的事业，也不是“精神修养”的事业，也不是“清苦廉洁”“高贵超俗”的事业，那么，“教育神圣说”自然也就失却了成立的理由。但是，“要消灭‘教育神圣’的观念，也必在产生这种观念的社会根据被颠覆吋，才做得到。”
第二，辟教育清高说。清高者，一为清苦，二为高贵。“教育清高说”者认为，教育事业不像经商之孜孜为利，不像做官之刮地皮行贿赂，且要坐冷板凳，既廉洁又辛苦；教育旨在育人，不涉政治，不为金钱，很是高贵。《新教育大纲》指出，教育事业“苦”则苦矣，“清”则未必。教育界的行政官吏、校长、高级学校教师之把持地盘，排斥异己，拚命求利之情形，同齷齪腐败之政界与卑鄙狡猾之商界并无二致，“它的‘清’未必胜于‘清道夫’，它的‘苦’直远不及‘苦力’。”有些人只是因为没有营谋腾达的捷途，才似乎心甘情愿地“献身”教育，这些人一旦“生财有道”的时候一到，便会鼠窃狗偷，四处钻营，那里还有廉洁可言，所以，教育之“高贵”“无非由于支配阶级的利用手段与御用学者之自高身价”。
至于教育因以育人所以高贵的观点，实际是以教育为万能的思想迷信。育人的责任决非教育所能单独负担，教育的育人能力实在非常有限。财产比教育更“万能”，在财产面前，教育永远独立不住，抬不起头，根本配不上“高贵”二字，“故在金融资本称雄的现代，教育真不过是卑贱的事业，除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拿来装璜门面，或没饭吃的人啃碎骨头般借以苟延残喘外，谁高兴去理睬它？”
“教育清高说”的恶劣影响在于，第一，它隔绝了政治，政治愈腐败，教育愈与之隔绝，这样，在政官吏更可肆无忌惮、误国殃民；第二，它隔绝了劳动，使教育事业成为空谈坐食的事业，使“社会上平添了一大批只分产而不生产的人，游民之愈高等者乃愈属于高等阶级之所谓‘士’”；第三，它给政治舞台失意的政客以一个暂时安身的机会。所以，对于“教育清高”的思想，应该坚决摒弃。
第三，辟教育中正说。“教育中正说”者认为，教育对于主义派别，对于政治问题，对于各家学说的研究等等均站在“公正”的立场，采取中和的态度，不偏私，不极端。而且教育把教育机会平等地给于人民，人人得受教育，教育再中正没有了。《新教育大纲》尖锐地揭露道，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双轨制已使“富家子与穷家子从受教育的第一天起，便须分道扬镳。”所谓教育机会均等无异于鬼话，而且现实的教育实际在粉饰太平，为政治服务；“小学教师奉教科书之命奖励学生勤俭，但对于邻家刮地皮的乡坤，甚至本校抽大烟的校董，却可以熟视无睹；学校里讲人类应和平博爱，然对于军阀之割据地盘，帝国主义各国之扩张军备，却都可以置之不问。阶级斗争太残酷了，教育上必须宜讲劳资协调；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太偏激了，教育上必须鼓励他们研究学术，说到研究学术，似乎什么学术都无不可了；但马克思主义要除外。集会言论当然自由，但需先经认可，并且不得‘违抗中央决议’。教育者说：‘我们要以学者态度作详密的研究，以获得公正的结论，但以不违反△△主义（指三民主义）者为限’。”
这就是所谓的不偏私、不极端的教育中正，所以，“中正其名，偏私其实”，中正教育实际“只是有利于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不许反抗支配阶级的中正教育。”
第四，辟教育独立说。“教育独立说”包括教育应脱离政潮，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摆脱一党一派之主义，教育行政应独立，教育经费应独立，教育应摆脱宗教影响等等。“教育独立说”的本质在于主张教育应超越于政治而独立存在。《新教育大纲》通过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分析，运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指出了：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从来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并由政治所决定的，教育决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
《新教育大纲》指出，上述四种迷信是互相联系的。视教育为“神圣”，就可连带地视教育为“清高”、“中正”、“独立”；因是“清高”，故成“神圣”；因是“中正”，故当“独立”，亦惟“独立”可以保“中正”和“神圣”。
《新教育大纲》在其第一章第三节“批判几种对教育的曲解”中对上述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之后，又在第四节“教育的效能”中，对夸大教育效能的三种观点——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先教育后革命说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第五，关于教育万能说。《新教育大纲》断言，教育决不可能是万能的，“‘万应膏’式的教育，只在教育学家的嘴角边，决不在事实上。”教育只能是某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反映，它本身却改变不了经济制度，所以，以此而言，教育的效能是十分有限的，教育不仅不能万能，教育甚至是无能的，“为什么教育这样无能呢？便因教育受制于经济，受制于政治。依靠教育事业上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在旧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教育就是办得再好，也不能对无财产者发生影响，所以，决不可迷信教育万能，而要去通过积极地变革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来为教育寻找出路。
第六，关于教育救国说。《新教育大纲》指出，此说可视作教育万能说的派生之物。教育救国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或言道德教育救国，认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非用道德教育来整齐民心不可；或言爱国教育救国，认为中国人之无国家观念导致了国家衰弱，需通过爱国教育使人人知道有国当爱，则中国于斯富强；或言职业教育救国，认为通过职业教育使人民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各种工商业发达以抵制洋货，国家就可富强起来。《新教育大纲》指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根本没有什么“社会道德”或“人类道德”，它只能是支配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道德教育救国无异于空想。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爱国口号只能使人民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殉葬品，爱国教育“自可效力资本家所有的国家，但与被榨取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无关”。职业教育救国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人民之失业，国家之落后全因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以，“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种种），不肃清封建势力，不打倒那投降帝国主义，向封建势力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中国就不能脱离现在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民众就不能改进现在贫困的生活。靠职业教育能救国，简直是笑话！”
第七，关于先教育后革命说。《新教育大纲》指出，此说认为革命之前当先教育人民，人民不懂得革命，便没有能力革命，革命就不能成功的观点是“俟河之清”，是完全错误的。在支配阶级的教育中，决不允许也不可能产生出革命的教育，培养出革命的人才，所以，“主张先教育后革命，也是骗人的话。支配阶级决不容许在它的统治下面发生了于它不利的教育；你既不主张立刻革命，你自然只好就它的范。这样的主张是叫大家走上合法运动之路，走上取消主义之路；这不仅是‘后革命’，简直是‘不要革命’、‘放弃革命’。”
所以，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教育在革命进程上自有它的地位，就是可以作为革命的武器之一。这个说法，不是认为教育独立可以革命，也不是认为教育无关于革命，而是要在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之下，尽它的一方面的作用”。
《新教育大纲》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论著作，它的诞生，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新教育大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运用中外教育史的丰富资料，得出了教育起源于人类的实际生活需要的科学论断。
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思想，提出了教育起源于人类劳动的观点，这一观点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起源论而对解放后的中国教育理论界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来，伴随着教育起源问题讨论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对“劳动说”产生了怀疑，转而重举“需要说”的理论旗帜。
现在看来，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观点显然是不全面、不确切的。而《新教育大纲》所提出的教育起源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观点，不仅概括了“劳动说”的全部含义，而且还发“劳动说”所未发，因而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说，在教育起源问题上，《新教育大纲》所表述的思想依然是有旺盛的生命力。
《新教育大纲》对教育的归属这一至今仍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教育的特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新教育大纲》科学地阐明了教育的性质和效能问题，科学地辩证地论述了教育同经济、政治的关系，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深刻分析和批判了诸如“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等种种对教育特性的曲解，深刻分析和批判了夸大教育效能或歪曲教育与革命关系的“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说”和“先教育后革命说”等各种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因而，不仅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而且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新教育大纲》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影响很大。《新教育大纲》于1930年2月初版之后，同年9月就得以再版，以后虽因被禁而无法重版，但当1937年禁令稍松后，又发行了第三版。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新教育大纲》就传入了苏区，成为苏区师范学校的教本，对苏区的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教育大纲》依然是根据地教育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导。郭化若在其《新教育的教学法》一书的序言中回忆说：“那时偏处在延安清凉山边的学校图书馆，藏书少得可怜，一共不过万余册。在这万余册书籍中，有关教育的一共查出不过二百余册，……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新教育大纲》也为白区和国统区的青年和一些进步学校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许多青年正是通过这本书，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涤除了对教育问题的种种错误认识。
如果说杨贤江是教育理论领域里的“艾思奇”的话，那么，《新教育大纲》无疑就是这一领域里的《大众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