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教育思想中糟粕的批判和排拒，是雷沛鸿世界性教育眼光借以表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雷沛鸿认为，理性批判原则是对待万事万物的普遍性原则。因此，对西方的教育文化思想，决不能盲从，而应该坚持具体分析的立场，既吸收其中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精华，又坚决批判和排拒其中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消极意义的糟粕，决不让它腐蚀我们民族健康的肌体。他认为西方现代文化教育中的糟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个人主义的人格取向。雷沛鸿认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既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他一方面肯定这是生产力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坚决抵制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的腐朽现象，认为这是商品经济对人性扭曲与摧残。他义正词严地指责说，“所有局促情形，所有窘迫状态，这些不幸遭际，遂酝酿成空前未有的社会问题。”雷沛鸿所提出的对策是，“通过教育为公、学术为公，去实现天下为公。”他的政治哲学与社会改造纲领也许和马克思不尽相同，但在对个人主义人格取向的排拒及对集体主义人格取向的标举上，二者之间是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的。
雷沛鸿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资本主义他的认识始终是理性的。他严格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原则，坚持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个人主义固须批判，但个性解放必须倡导；集体主义精神固须倡导，但以集体名义压制个人，同以个人名义压制集体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真理应当在个性解放与天下为公的平衡之中。个性与群性，都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内涵，二者应该而且可以统一在一起，这才是世间最完美、最健康的人格，是人格取向的理想模式。
二是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雷沛鸿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物质的文化。它以自然为本位，必须以理性为皈依，以个性人格为主体，以事实与科学为极则，而不以感情为人文基点。其结果，便是竞争精神发达，社会锐意求新，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日见淡薄。雷沛鸿认为，正是由于对人的漠视，西方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正确的作法只能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间知识的人道化。”这一见解，与西方有识之士的主张，是相通的。
三是以党压群的现代专制。雷沛鸿认为，西方实行以议会制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实际是寡头政治的遮羞布与障眼法。集中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张狂：“不管红色、白色，或左倾、右倾，都是倾向于整个民族的组成。”希特勒的行径就是如此。他们的“杀人理论”，就是赋予团体以绝对的权威，强调团体人格，否认个性人格，提倡为领袖和团体献身的宗教式的忠诚，标榜“天下无不是之政党”、“天下无不是之领袖”。最后，都无法逃脱历史的惩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雷沛鸿提出了民族自救的主张。他认为，民族主义中实际包容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内涵：一是帝国主义所标榜的专务侵略的民族沙文主义，一是弱小民族团结自救的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爱国主义，正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强大的精神武装。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者，他想得更远：唯有永远和平，才是全人类的最高福祉。实现世界和平的途径，就是天下为公。他坚信物极必反而人心向上，未来之世界，定是天下为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