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作为《湘报》的真正主持人和创办者，虽然少有激烈的文字和言论，但是他以《湘报》为据点，与守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湖南地处内陆，地理位置较为偏僻，鸦片战争后将近5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的熊希龄仍是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1893年他给湖南巡抚吴大徵上书提出的救国之道，还是“兴教养”、“严吏治”、“立炮台”、“修城池”等，无法从学习西方的角度寻求经国济世的良方。1894年的甲午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也将故步自封、保守排外的湖南人惊醒了。他们从对湘军昔日战绩的迷恋中抬起头来，深感时变事迁，湘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此，谭嗣同说，湖南人“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甲午战后，湖南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熊希龄也以此为契机，在环境变化中一步步完成了自身思想的转变，从一个传统的封建士子转变为一个以维新变法为目标，以经国济世、御侮求强为人生大义的维新志士。1896年，熊希龄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两湖营务处，潜心探索古今中外各种军事制度。当湖南在地方上率先举办新政，兴起变法的时候，他又毅然辞去营务处总办职务，全力投入湖南的维新运动。此时的他，已是翰林院庶吉士。
创办《湘报》是熊希龄对湖南新政的一大贡献。此前，湖南学政江标改革了湖南校经书院，创办了《湘学报》，以讲求时务、学习“西艺”为宗旨，但是它是期刊，不是日报，所以严格地讲，《湘报》才是湖南最早的报纸。为了使《湘报》顺利发刊，熊希龄不遗余力，主持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购买机器。《湘报》定位为日报，要保证顺利出刊，没有先进的新式机器是不行的。为此，1897年4月，熊希龄通过汪康年在上海订购印刷机器和活字，商定9月16日运货至湖南，但迟迟未能运到。熊希龄多次写信催促当时的经办人吴云记，11月下旬机器终于运回长沙。
筹集资金。当时报馆的经费来自三方面：一是私人集资，当时的董事会成员蒋德钧、唐才常、梁启超、谭嗣同、邹代君、李维格、王铭忠及熊希龄本人均有捐助；二是靠董事会以外的人捐助；此外，每月从省署拨银200两，待报馆开办之后即行停发。
创立完整的办事机构。当时设立的机构主要有：编辑处、收支处、排字处、印刷处、管报处、校对处等。熊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
订立办刊宗旨和章程。1898年1月，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记实摘要”。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订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报馆工作运行得有条不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在湖南维新运动一步一步高涨的时候，报社遭到一部分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攻击，维新派为捍卫新政，同守旧势力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也不可避免的牵连到《湘报》。《湘报》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激进派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这些文章言词甚为激烈，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改整朔，易服饰，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等主张。这些无疑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把柄。1898年3月29日，陈宝箴读了《湘报》刊登的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大惊失色，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熊希龄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熊希龄的勇气和决心，由此可窥一斑。
《湘报》上的激进言论还引起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对此他深为不满。5月11日，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陈收到电文后，当即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古今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并于5月20日开始在《湘学报》上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面对张之洞的指责和陈宝箴的饬令，熊希龄很担心报馆会被查封，所以暂时停止发表以前那样激烈的文章。事实上，熊希龄这样做还是为了保护《湘报》这一斗争阵地。他还曾经想把报馆转移到南学会，改名为《湘会报》，因黄膺等担心一旦报纸被封学会也受牵连，极力反对而未果。
1898年6月底，湖南维新运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首先是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书王先谦，对熊希龄、梁启超进行攻击，说他们浸淫邪说、迷惑视听，“欲倾覆我邦家也”。王先谦接到上书后，于7月10日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诋毁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要求严加整顿，摒弃主张“异学”之人。陈宝箴一向奉行温和的调和政策，为了自保，对维新派进行压抑。而熊希龄则完全不同，7月13日，他在《湘报》上刊出《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一文，又于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这两篇文章犹如两颗重磅炸弹，在反对派中引起极大震动和恐慌。王先谦恼羞成怒，立即给陈上书，说《湘报》“去之无害，而颇有益”，陈亦深感《湘报》为自己招惹了太多麻烦，且对熊希龄已经无法控制，于是勒令熊希龄交出报馆，另委他人主持。因为熊希龄坚决不肯交出，二人几乎决裂。陈宝箴于是停发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很快资金不足，无法支持，至7月19日发至115号时被迫停刊，后虽于8月2日复刊，但已成商办性质，熊希龄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