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世界书局的主持人是陆高谊。陆高谊生于1898年，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第一女子师范校长、之江大学附中校长。1933年入世界书局，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后任经理。1934年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后，陆高谊乃总揽全局。陆高谊与沈知方原无渊源，之所以能进世界书局，是得了林汉达的介绍。林汉达与陆高谊是杭州之江大学同学，抗日战争前，林汉达任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等职。1933年间，沈知方原有秘书病故，要林汉达担任秘书职务。林汉达乃一介书生，长于编辑写稿和教书，不愿搞行政工作，便将同学陆高谊推荐给沈知方。陆进世界书局后，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很快体现了其行政管理和交际应酬之才，不久升任经理。
世界书局中期所出之书，以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最多，影响也最大。如《华文详注英文文学读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两套，其中有金仲华注释的《安徒生童话选》、《漫琅兰斯科》等。另有林汉达等主编的《英汉汉英两用辞典》、《世界标准英汉辞典》等工具书较为畅销，这些都为西方文学的传入起了中介作用。抗战以前，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经史子集古书，影印的《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资治通鉴》、《诸子集成》等，选用善本加圈点，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变线装为平装普及本，大受欢迎。陆高谊还积极靠近一些进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出版了《中学活用课本》一套、《新五四运动丛刊》数册，以及胡山源撰《明季忠义丛刊》五册，裴小楚主编《青年自学丛书》一套，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一套，孔另境主编《剧本丛刊》五集、苏信译《俄国名剧丛刊》一套、贺之才译《罗曼罗兰戏剧丛书》一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这些图书，或趋向进步，或灌输民族抗战意识，或虽是古典文艺而质量较好，这在抗战期间孤岛时期的上海，是有一定积极性的。在抗战期间，还有陈鹤琴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图画课本》二十余册，林迭肯（林汉达的笔名）主编的《拉丁化新文字丛书》十余种，如《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国语拼音课本》及《连写字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等，这些书是进步的，为中国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资料。
然而，世界书局毕竟是个民营企业，不论由谁主持，趋时附势、出书赚钱是其主旨，因而在其中期也出了一些不好的书，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的传记等。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政客为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对其所崇拜的清代曾国藩的著作汇编成《曾文正公全集》，几乎人手一编，世界书局印行此书，销路颇佳。此外，还出版过所谓《青年成功丛书》，灌输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又接受三青团所编的《蒋主席青年问题言论集》，为蒋介石反动思想张目，影响极坏。
官僚资本入侵、日趋衰落阶段（1946-1949）。1945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历经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民希望争取和平、休养生息，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的合同，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转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开始有了根本变化。
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不久抗战期间退入内地形同虚设的旧董事会复员回沪，抗战期间在上海选出的董事会取消。旧董事会复选名单为董事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李鸿球为经理，几乎都是李石曾集团的人。李氏集团带来大量资本，股份约占全部股份的一半。李石曾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之职，抗战期间从事外事活动，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官僚资本的入侵，使世界书局最终走进一条死胡同，最后被人民接管。
世界书局后期共出书计292种，其中1946年72种，1947年57种，1948年109种，1949年54种，另外还有大量再版重印书。其中较为畅销的有《英汉四用辞典》。该书在香港印刷，运到内地装订销售。之所以在香港印制，是因当时海关税则规定，进口纸张须征税，进口书籍和印刷图文而尚未订成书籍的书页则可免税。世界书局为降低印制成本，于1947年冬，派员前往香港委托嘉华印刷公司印制《英汉四用辞典》一书，在1948年内印成数万部书页，运沪装订成书。此书当时极为畅销，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一些同行则储存此书作为避免伪币贬值损失的手段，世界书局赖此获利不少。1947年杨家骆主编的《四库全书学典》出版，该书乃《四库大辞典》的改编本，书前有李石曾所作英文序。该书第一次从整个世界整个知识体系来观察《四库全书》，将《四库全书》与18世纪法国狄德罗编撰的《百科全书》相提并论，在世界文化的宽宏背景上，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进行整理爬梳，为传播中华学术、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该书在外国各大图书馆都有赠品收藏。1947年世界书局还出版了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3辑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较全面地译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书局的职员，由于抗战，回老家从事翻译工作，靠世界书局按时支付的稿酬维持生活。当时敌伪统治区物价暴涨，区区稿酬难以维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朱生豪不顾贫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终专心一志，坚持译作，为世人留下莎剧译本31种，仅余历史剧6种未译。
世界书局后期还出版了一些质量较好的书，如毕修勺译的《左拉小说选集》，中华儿童教育社马客谈、李清悚主编的《少年科学文库》，李熙谋主编的《少年应用科学丛书》等。当时由世界出版协社编辑的《世界月刊》、《世界农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等，也交世界书局印刷发行，其中为《世界月刊》写稿的，有巴金、曹未风、沈尹默、赵景深、朱洗、傅抱石、谢冰心等在当时文化界有一定影响的人。
由于官僚资本的入侵，世界书局后期所出各书，不少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
世界书局先由沈知方个人经营，到1921年才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为赚钱计，以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为主，在世人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1924年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急剧增长，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三大中国民营出版业。这里不妨从人力、财力、组织机构、生产设备、出版品种等方面略加比较。
1.以人力财力而言。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原是商务印书馆早期高级职员，辛亥革命时又与陆费逵合作创办中华书局，直到1917年脱离中华另立世界书局。沈知方由晚清旧式书店学徒的出身，转入新式书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出版家，离不开商务、中华对他的栽培和锻炼。就在1921年世界书局改组时，沈知方还先后挖用了不少商务、中华的职员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些人员大都在业务上有些长处，为草创伊始的世界书局立下了汗马之功。可以说，世界书局创立之初，上到总经理，下到各部门职员，都与商务、中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世界书局的经营管理自然脱不了商务、中华两模式的影子。商务编译所职工工作时间为六小时，夏季高温时只工作上午四小时，中华、世界亦然；商务曾办补习班数期，造就书业人员不少，世界书局早期也曾招考练习生数次，约七八十人，亦大都成为书业骨干人员；世界书局上海一处三所（总务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内部编制所分部、科、股，大致与商务、中华相同。世界书局上海职工最多时有一千数百人，故被认为次于商务、中华两家居第三位。而以财力言，世界书局成立时，资本仅银币25万元，后来陆续增资，到抗战前为银币73万元，到抗战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畸形发展，游资充斥，世界书局乘机吸收社会游资，所发股票，可在交易所证券市场买卖，成为当时证券交易所文化业的热门股票，至1948年增资至伪币60亿元（有李石曾官僚资本加入）。这账面资本因股票价格下跌而不值钱，实际财产不如商务、中华两家之殷实雄厚。商务、中华亦曾增资数次，股票亦可买卖，但不如世界书局股票因有投机商操纵而容易买进卖出。
2.以组织机构而言。商务、中华、世界这三家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会选举董事、监察人，再由董事会互选常务董事推定董事长，派定总经理，领导公司业务。设总管理处（前期称总务处）及编辑所、印刷厂、上海发行所，下设各部科并附设其他机构，如函授学社等。世界书局有两个部门为同业所无，即读书储蓄部（后称同人存款部）和房地产部。在各省市设分支机构，世界书局先后开设分局有三十余处，苏州、杭州设过编辑分所，但其分支机构不及商务、中华之多。
3.以生产设备而言。三家均自办印刷厂，商务、中华两厂，铅印、胶印凹凸版等设备齐全，中华厂经常承印国民党政府的钞票、债券等。世界书局的印刷厂则仅铅印部分比较齐全，抗日战争时期又损失严重，故生产实力不如前两家。
4.以出版品种而言。这三家是综合性书局，凡中小学教科书、专科、大学教本、参考书、工具书、课外读物、儿童读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外古今文艺名著、应用科学学术名著等，均有出版，并都出版若干种定期出版物。
世界书局早期多出版低级通俗图书，不为世人所重。后来力争上游，以商务、中华为竞争对象，如商务出版《四部丛刊》、中华出版《四部备要》、世界书局则出版《国学名著丛刊》，其中如影印《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说文解字段注》、《说文通训定声》、《四史》、《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诸子集成》、《元曲选》，历代古人诗词专集等，精选善本，加上圈句，或加校勘记，或加评述，使卷帙浩繁的线装书，变成洋装普及本，便于翻检阅读和携带，并廉价发售，故颇受读者欢迎。该书局中期总经理陆高谊曾好有一比，商务、中华好比“全桌筵席”，世界书局好比是“点吃名菜”。郑振铎称赞世界书局这些中国古典图书，“价廉方便有用处”。
又如商务出版《万有文库》，世界则出《ABC丛书》，亦能风行一时。商务的《辞源》、中华的《辞海》，为读书界所必备，世界书局在苏州设立编辑分所，聘请编辑多人，编《辞林》一书，因抗战爆发致编辑所分散而未编成。英文工具书，商务的《英汉模范辞典》为大中学生必备，世界书局出版《英汉四用辞典》亦受大中学生欢迎，并被贩卖同行作为保存币值而囤积。
5.以经营副业而言。早期的商务、中华，除售书外，凡学校用的东西，都有发售，例如笔墨簿册、体育用品、音乐用品、美术用品，以至生物标本、化学物理器皿等，设立专柜发售。世界书局上海发行所1932年也设有世界教育用品商店，曾独家经销德国雅士牌金笔、国产光华牌口琴等文具，并曾独家经销新加坡陈嘉庚公司橡胶制品的球类跑鞋等。
6.以利用副牌而言。民国时期各民营书业，除自己正式店名外，还用各种副牌出书，以适应潮流，应付环境。如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上海尚处在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世界书局出版反对帝国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的小册子，虽在上海印刷，而用广州共和书局、广州世界书局等名义出版，以防出事被查究时有所推托。当时商务曾用“新时代教育社”名义，中华曾用“新国民图书社”名义。世界书局前期还用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印制通俗书籍，而用世界书局名义居于经销地位，以示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7.以利用外商印刷技术及对付日伪而言。商务印书馆早年受盘日商修文印刷局，并雇佣日、美、德籍技师，世界书局早年受盘俄商西伯利亚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并留用俄人技师。在积极利用外商印刷技术、提高自身生产能力这一点上，中华书局比之商务印书馆是相同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世界书局印刷厂地处东区大连湾路，厂房被日本海军占用。不久日方又威胁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沈与日方合作，沈知方坚决拒绝之。抗战期间世界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样，都损失惨重，亦都不向日伪屈服，虽挫犹存，体现了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