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旭东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也为以后创办永利碱厂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旧盐商集合朝野势力，经年累月与久大纠缠，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联合运销同业组成“准南公所”，与久大争夺市场。范旭东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白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
但是，久大公司事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官僚、军阀的注目。当时，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曾以筹军饷为名，行绑票勒索之实，要范旭东捐军饷20万元。遭严词拒绝后，李景林下令扣留范旭东，并派人到久大以范旭东的性命难保相要挟。后经范源濂找人斡旋，范旭东才脱险归来。
1926年，范旭东给碳酸钠起了一个商品名：纯碱。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氨碱法制碱工艺后生产发展很快。20世纪初，这种碱在我国已广泛使用，但都来自海外，市场主要由英商卜内门公司垄断，故国人称为“洋碱”。
范旭东早已注意到这一重要化工原料，早在1911年赴欧考察时曾将苏尔维法制碱技术列为重要考察项目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洋碱来源受阻，外商乘机抬价达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制造有行无市，严重影响我国纺织印染、玻璃、锑矿冶炼等许多工厂的生产和民用。尽管赴欧考察技术毫无收获，但范旭东发展民族制碱工业的决心却有增无减。1917年，范旭东与陈调甫、王小徐合作，在小试成功的基础上，在他天津寓所的庭院内建起1座3米高的石灰窑和1套氨碱法制碱装置，进行模型试验。经3个多月日以继夜的艰苦努力，他们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得了9公斤产品。范旭东就向久大公司董事会建议筹建碱厂。获得通过后，即着手筹集资金，收罗人才，设计图纸和筹措设备，申办工业用盐免税，选购厂址等等筹建工作，并于1918年11月，成立了永利制碱公司。
1920年，永利制碱公司筹得银洋40万元，获北洋政府大总统特批，农商部颁布准予工业用盐免税30年，并在塘沽盐场附近选好了厂址。经陈调甫推荐，范旭东特邀请了侯德榜于1922年来厂全面领导技术工作。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旭东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受到的压力，仍继续致力发展盐业，积累资金。1926年，他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1927年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1930年又在江苏省连云港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除设海水制精盐的盐场外，还自办电厂发电。盐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久大盐业公司，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永利制碱事业的发展。盐碱并茂，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发展民族化学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资助2000万元建设“国立酸碱厂”的申请，但未能如愿。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所谓十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1931年成立中国氮气公司，范旭东负责筹备此事。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
范旭东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提倡科学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与和支持科学研究工作。早在1922年，他就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也是他自喻为毕生创办的第三件大事业。
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
范旭东十分热衷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30余年，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10余年，曾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范旭东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与世长辞。对范旭东的逝世，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重庆《新华日报》于10月6日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又在10月21日发表了许涤新的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11月14日，由22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
静生生物调查所
1928年2月，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是我国最早的现代生物学研究中心之一。所址设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3号，范源濂故居，后迁至文津街3号。主办方是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目的是为了纪念范源濂先生，故取名“静生生物调查所”。
据胡先骕先生称，静生先生是中美庚款所属“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总干事，他在晚年对生物学产生很大兴趣，范先生的愿望之一是建立博物馆或标本馆。范先生去世后，其弟范旭东将其故居和生前留下的30多万银元捐给“尚志学会”。尚志学会出资15万银元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共同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
静生生物调查所由秉志先生和胡先骕先生负责筹建，首任所长由当时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秉志兼任。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骕分别主持动物部和植物部的研究工作。
秉志当年在中国科学社设在南京的生物研究所任职是不支薪的，他只支一份中基会的讲座教授的薪水，但人员不够，他就从自己的薪水中拿钱添人做事。那一代科学家抱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是不计名位和待遇的。
翁文灏评价说：“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骛。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胡先骕既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事业家。他与秉志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发展起来以后，又着手创建庐山植物园。秦仁昌是静生所的研究骨干，胡先骕仍然把他派往庐山主持创建植物园。
1932年，秉志先生因“南北奔走，兼理两所，辛卒少暇，苦无治学之时”而辞去所长职务，胡先骕先生继任所长。1934年，该所又与秉志创建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8年又与云南省教育厅在昆明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期间，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人员迁往江西省泰和县，大部分人员西迁云南。因经费不足，停办动物部。抗战胜利后迁。回北平，只恢复了植物部。
192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开始了植物采集工作，采集足迹遍及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东北、江西、四川、云南、海南等，其中在云南植物采集时间最长，达14年之久。所得标本不下10万余号，为后来编著《中国植物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河北省的采集也有很大收获，采集全省植物种类的标本过半数，以此为基础完成了《河北植物志》的编著。动物采集遍及沿海一带，远达海南，得到大量哺乳类、鸟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昆虫标本，有些极为珍贵。抗战胜利后曾到江西北部及云南南部调查采集。
在云南期间，蔡希陶先生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由于经费严重短缺，许多人不得不到大学或中学兼职或种药、养猪，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同时还要坚持采集和研究。抗战后期，蔡希陶从陈焕镛处得到“大金元”烟草种子，繁育成功后，在云南玉溪一带发展烤烟，经费才略有改善。静生生物调查所杂志《Bulletin of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创办于1929年5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动物组出版至第10卷3期停刊，植物组也在出版至第11卷第二期停刊。出版的主要专著有：《中国植物图谱》5卷、《中国蕨类植物图谱》4卷、《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森林植物图志》1卷、《中国木材学》、《华北蟹类志》、《中国鲤科志》、《河北鸟类志》2卷、《中国昆虫目录》6卷、《河北习见鱼类图说》。
静生生物调查所收藏的高等植物标本约15万号，低等植物标本约3.5万号，动物标本约30万号，木材标本约2500余号。该所附设的印刷部有石印机2部，铅印机1部，各种出版物都由自己排版印刷。日军占领期间，静生生物调查所留北平的图书和标本遭到日军的抢掠，该所现存藏书中仍有未被运走的盖着日军印章的图书。
静生生物调查所为我国造就了第一批现代生物学家。秉志、胡先骕、寿振黄、张肇骞、唐进、张春霖、沈嘉瑞等都是我国现代生物学或生物学分支学科的奠基人。他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倡导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为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