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的本质
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强烈党性和使命感，李大钊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教育的本质问题，提醒人们正确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思想和生活变动的根源实是经济的，“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1919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中最基本的现象，“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促使“基础构造”发生变化的动因是生产力。所以说，“基础构造”处在经常的变动中，“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作为“表面构造”的文化教育不仅受制于经济基础，且也受政治制约。
李大钊指出，近年来，人们都认为教育与政治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到了现在简直受了此种误解而破产。须知政治不好，提倡教育是空谈的。从前蔡元培先生等即抱此种观念，决不干预政治。结果国立北京八校竟有停办的危机”。正因为如此，李大钊认为，当社会已分化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阶级对立时，教育就具有了阶级性，变为阶级支配的工具，统治阶级独占了教育，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仅在物质上遭受剥夺，更在教育权利上受到残酷剥夺；人们已知道资本家掠夺劳工物质生产的成果是莫大的暴虐与罪恶，“哪知道那些资本家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这种暴虐，这种罪恶，却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基于以上观点，李大钊对现实中一些迫切需要澄清的教育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新文化运动前，教育领域内“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甚嚣尘上，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教育旧势力依然顽固，李大钊通过分析批判孔学，说明封建教育的必须消亡。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两千多年，并非它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可为“万世师表”，而是由于它适应了两千年不变的“农业经济组织”。但如今“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与此相应，新思想、新教育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任何阻挡都无济于事。李大钊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理论，深刻揭示了封建教育灭亡、新教育建立的历史必然，抨击了封建教育复辟的鼓噪。
李大钊明确表示，既然教育决定于经济基础且受政治制约，那么改造中国社会光靠教育本身的努力不行，只有先作“一个根本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解决经济基础问题又须通过发动民众、借助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又表现为政治过程。所以，李大钊批评企望教育救国、教育与政治互不干涉等观点，指出“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以求铲除军阀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二重障碍”。但是强调“干涉政治”并非放弃教育，在坚持革命的前提下，教育就显示出它独特的作用，即传播革命道理和文化科学，引导人达到“光明与真理境界”。就此而言，教育与革命又该是双管齐下的，“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同样是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李大钊提醒人们应该如何去认识教育的作用。
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出现教育平民化思潮，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纷纷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因政治主张各不相同，而形成不同的追求和活动方式。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今后的世界必将“变成劳工的世界”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提出自己的平民教育主张——真正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李大钊指出，在资产阶级那儿不可能有真正的平民主义，平民主义不过是一个被卑鄙地使用和玷污了的名词。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着生产资料，不仅贪婪地占有劳工的劳动成果。还残酷地剥夺了他们获取知识、发展个性的权利，终至“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甚么区别”。因此，真正的平民主义，应是破除一切特权阶级，使全体人民都成为为国家社会作有益工作的人，国家机器不是统治人民而是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并由人民执行的工具。劳工因此不仅获得政治上的选举权，经济上的分配权，教育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这种权利，只有在通过阶级斗争，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后，才能最终获得。这才是真正的平民教育。
但是，根据工人生产和生活的现状，必须先面对实际，去争取劳工的受教育机会。首先，李大钊指出：“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就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工人在休息时间的阅览。像我们这教育不倡、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是必要之必要”。其次，通过工人运动争取缩短工时，使工人有更多工余时间用以读书，“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李大钊还敏锐地认识到劳工教育中农民教育的重要。他分析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劳工阶级中的大多数劳工是农民，农民如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国民全体的苦痛与愚暗。然而，农村教育尤其落后，不仅学校极缺，即使为数寥寥，也是十分落后，何况农民还终日劳作，乏有读书时间。因此，李大钊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根据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联合乡村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运动高潮时，李大钊进而提出，农民教育同样有着提高文化知识和阶级觉悟两方面任务，其时尤应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启发阶级觉悟并进行工农联盟的政治教育。
李大钊工农教育的主张不少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提出，事实上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教育的兴起，做了理论准备。
倡导青年教育
从新文化运动时起，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李大钊始终关注青年问题，关心青年的教育和成长。
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就指出，中国的命运是“以青年之使命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既然青年为“国家之魂”，青年尤应心系民族存亡，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建设青春的自我、家庭、国家、民族、人类和宇宙。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青年在社会改造中的使命，要求青年运动成为社会革命的先锋。
首先意识到青年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意义，是李大钊赋予青年教育问题的新涵义，其思想具体影响了此后青年教育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