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敬业广场上，有一尊汉白玉雕塑，一位安详的老人坐在藤椅上。阳光把一抹金辉洒在他的脸上，那透过镜片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沸腾活跃的思绪化作了固定的符号。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作为“南开五贤”之一的杨石先是南开大学继张伯苓校长之后在任时间最长、威望最高的一位校长。他历尽艰辛，苦心孤诣地支撑着南开三十多个春秋，已成为张伯苓后南开大学的化身。
1896年，杨石先出生在杭州离西湖不远的“横河桥杨家”。杨石先从小聪明、文静，被认为有念书的天资，所以祖父给他这个家孙取名绍曾，意思是继承曾祖父的事业。其曾祖在清朝做过四川学台、国子监学官、翰林院学士。杨石先5岁进家塾，先是识字，背《千字文》，继而背《四书》，背不熟，就要遭到训斥、罚跪。家塾教育在杨石先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暗影。杨石先祖母能文善诗，性情温和，而且处事干练。她每天教儿媳和小孩子们念书习字、背诵诗词。由于祖母态度和蔼、亲切，不施加压力，杨石先学起来觉得很有趣，比在家塾里的学习效果明显得多。
杨石先从小喜爱花草。童年时，每逢清明时节他都跟随母亲到龙井为外祖父母扫墓。往返途中，他总要多少次地跳下轿来，采集路边的花草。回到家以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忙着把轿里的花草拿出来，让大人帮他栽到院子里。杭州有个风俗，每当旧历年节，家家户户都用兰花供祖，所以年节临近，家里总要买不少的鲜花，什么水仙、梅花、兰花，一盆盆、一簇簇。他最喜欢兰花。祭祖之后，他舍不得扔掉，总是要大人帮他栽种起来，而且每天都忘不了看看它们，给它们浇浇水，家里人都说他是个“养花迷”。杨石先喜欢花草，而他弟弟调皮，爱玩棍棒。有意思的是，在他们那么小的时候，父亲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情、爱好为他们预言未来了。父亲说：“将来让绍曾学农，弟弟好动，长大学工。”想不到，这话真的为他们后来终身从事的事业确立了目标。
他6岁时，离开杭州，到了济南。11岁时，他又随家迁津，考入了天津民立第二小学高小二年级。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化学。每次化学课老师都为同学们做演示实验，从玻璃仪器的安装，到氢气、氯气、硫酸之类的制备等等，一年里做了四五十个。到高小三年级，他又观看了几十个声、电、光、磁方面的物理实验。这些实验为他揭示了一个崭新而又神秘的世界。
1910年，杨石先的蒙学时期结束了。他先报考了天津南开学校，而后又去报考了刚刚成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个学校是美国利用“庚款”的一部分兴建的，它既不收学费，又免缴膳宿费，而且将来还可以出国深造，因此吸引了众多的有志青年。清华学堂的招生除按各省摊缴“庚款”的多少选送学生外，另在北京直接招考300名。考试那天，贡院学部考棚拥塞着数千人，入学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杨石先对他的考绩既不沮丧也不乐观。回津后，他接到了南开学校的录取通知。数月后，清华学堂也录取了他，这使他喜出望外。
一辆驴车把他从一条土石官道送进了清华园。这是一处清朝皇室的赐园，园内林木荫翳，建筑古朴，听不到喧闹的市声，恐怕当时没有一个学校具备比清华更适宜的学习环境了。除去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遣散学生，宣布停课半年外，他总共在这里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八个年头，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及初级的高等教育。
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两科，各修业四年，课程都是为学生将来留学美国而特设的。方法是提倡自学自习，借以使学生熟悉美国的教育习尚。对中等科学习的课程，杨石先都有较好的基础，但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这对他却是完全陌生的。为了学好英语，他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订了个“君子协定”，约定日常会话完全用英语，违者罚一铜板。每到星期日，他们常常带着罚得的十几个铜板，跑到校外去买炒花生米，一饱口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差不多克服了外语上的障碍。随着英文水平的不断提高，他常常几天读完一本书。8年里，学校图书馆不少英文文艺书籍的借书卡上，都留下了他的名字。但这种枯燥刻板的生活，过度的劳累，却悄悄地然而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他经常咳嗽，一患感冒就很不容易治好，体质渐渐地虚弱下来。一次，杨石先病倒了，清华校长周诒春带他去见美国神甫校医鲍尔伯。校医为他检查后，又送他到协和医院透视。杨石先不由得紧张起来，直到走出暗室，听到神甫说“孩子，感谢主保佑”的话，他才松了一口气。这件事引起了周校长的关注，他开始发觉学生们的体质存在着问题。为此，他“约法三章”，采取了强制体育锻炼的办法。他让每个学生必须早晨出操；午后四点关闭教室，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体育活动；晚九点一律就寝。他对学生们说：“体育是完整教育所不可缺少的。”
杨石先长久以来养成了不好动的习惯，常常逃避上述约束。一次周校长到操场巡视时，发现他躲在僻静处看书，便严厉地质问：“你为什么违反校规？”他紧张得无言以对。周校长转而关切地说：“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又问：“你将来想干什么？”杨石先说：“当个科学家，用科学技术救国。”校长微微一笑：“你的志向虽然很好，但恐怕难以实现。”“为什么？”“因为你不爱运动，身体得不到锻炼。像你这体格，将来如何耐得劳瘁，学成也无法任事，谈何救国！”周校长的告诫给了杨石先很大的震动，他从此便强制自己参加体育锻炼。起初不过勉为其难，慢慢地领略到它的益处，后来竟至乐而不倦了。爬山是他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国内很多名山他都爬过。假期，他常和同学相约去登山旅行。他曾经登泰山观日出，爬黄山赏云海……慢慢地，他的体质强健起来，与过去的那种病态比较，这时已是判若两人了。
体育运动扩充了他生命的力量，充沛的精力使他承受了课业的繁重负担，他不但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为了能够应付自如地运用英文，还几乎读遍了清华图书馆的英文版文学书籍。
清华学堂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教师与学生接触很多，他们常常邀请学生到家中做客。杨石先多次被邀请，给他以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觉，但也有使他感到窘迫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遇见了那位曾给他看病的神甫校医鲍尔伯。神甫显得很亲切的样子说：“孩子，你很聪明，也很诚实，你日后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解脱你精神上的负担，做一个上帝的忠实信徒。”他迟疑地注视着神甫说：“先生，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神甫想说什么又停住了，然后把一张贴子递给他说：“我给你时间仔细考虑。”尽管没想出得当的对策，晚上他还是奉约叩响了神甫的家门。神甫激动地叫道：“你果真来了，我觉得你是信任我的。”杨石先局促不安地坐下来，一边听着神甫的讲道，一边望着那挂在壁上的耶稣蒙难十字架，竭力寻找它们和他的理想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这时，他觉得这位神甫竟是一个他所不了解的陌生人。终于，他耐不住了，便对神甫说：“先生，我要读书，我不想把自己的生活由课堂转到教堂。”于是他便如释重负地离开了鲍尔伯神甫的家。
对于宗教，当时杨石先在理性上并无认识。但他小时从父亲那曾听到过有关山东、天津等地闹“教案”的事情，这使他从小就对宗教的所谓圣洁存有怀疑心理。特别是他感到宗教和他的理想之间并无共同之处。如果入教就要每天读圣经，并且还要经常跑到城里的教堂，参加那些繁琐的宗教仪式，他不愿为此而浪费光阴。
杨石先从小立志要成为一个科学家，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但生活对他并不格外宽厚，他曾遇到了外语的障碍、病痛的困扰和宗教的诱迫，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单是这些就足以使他垂头丧气了。但他凭着拯救祖国的赤子之心，经过8年的寒窗苦读，终于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在清华的学业。1918年夏，他告别了祖国赴美留学。
“你将来要学农。”这是小时候父亲为他立下的志向。他想到祖国农业落后，便进入了当时世界农科最最负盛名的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是一座学术优良的学校，很重视大学部的教学水准，一些初等课程常由著名教授讲授。他很欣赏康奈尔大学融洽的师生关系，为能有很多的机会和教员们接触而感到十分满意。在这里，他受著名的植物园艺学家贝雷教授的影响很深。那时贝雷已退休在家写书，他经常去贝雷家请教，使得他对植物学和园艺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日后致力于植保科学和农药研究奠定了基础。
后来，学校有名的农学教授大都被派往欧洲，帮助恢复那里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农业。杨石先并未因此感到沮丧，他决意另辟蹊径。他看到，化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受到的植物学教育，又使他发现，农业的进步也是和应用化学的成就分不开的。于是，第二年他决定改修化学。
他身在异邦，常常为祖国的衰弱而忧虑。念及祖国的前途，他越发刻苦学习。他经常是带着简单的午餐走进课堂、图书馆或实验室，将近午夜才离去。他的各门功课总是班里的前三名。1921年，他取得应用化学学士学位后，进了研究院。1923年，当他只差一年读完博士学位时，忽接家书，得知父亲失业，在北京安徽会馆靠挂牌子卖字度日，全家生计无着。他只好接受导师的建议，用完成的部分论文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启程回国。
回国途中，他在船上与清华同学李济相遇。李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已受聘于南开大学，后来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及殷墟考古学专家。李济问：“有没有接洽任何机构？”“已有人推荐去浙江大学。”李济介绍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办学出色，他那里正缺化学教授。”当时的南开大学经费支细，教员缺乏，首届毕业生仅有12人，远不是一个学府胜境。但是，杨石先经过一番考虑，还是选择了待遇虽微薄但受政府势力影响较小的私立南开大学作为他潜心追求“教育救国”道路的起步之地。
不久，杨石先在北京家中完婚。他的夫人刘崇瑜是其清华同学刘崇（左金右宏）的妹妹，毕业于华南女子师范学校。她能诗善画，柳体字写得很漂亮。除抗战期间，她在家馆教过英文和国文外，一直在家料理家务。有了这个贤内助，才使杨石先得以集中精力于他的事业。
在南开，杨石先和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担负着全校化学课的教学工作，深得校方信任和学生爱戴。1929年，他得到学校资助，再次赴美深造。张伯苓校长对他说：“你是南开享受教师学术休假制的第一个人，出国期间的工资照发。”他在耶鲁大学任研究员，进行杂环化合物合成的研究工作，因成绩出色被推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学会”荣誉会员。1931年，他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取道欧洲，访问了许多著名学府。在德国，他谢绝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威朗教授的挽留，于“九·一八”事变前两日，经西伯利亚回国，继续在南开大学执教。
在教学中，杨石先要求学生严格却不苛求，待人平易但绝不容忍学习懈怠。他非常关心学生，尽量缩短师生间的距离，使学生能够对学习的内容有深入的了解，与学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师生关系。杨石先与学生间的这种融洽关系充分体现了后来为人称道的南开的一种优良校风。
20世纪30年代的南开大学已略具规模，但是如何使南开化学系成为国内学术优良的系科之一呢？他认为：如果各学科平行发展就无法和一些著名大学相比，南开化学系应搞出自己的特点来，争取在几年时间里使之为人刮目相看。他经过缜密地分析、比较，提出以有机化学为重点的发展方向，并得到系主任邱宗岳教授的支持。其后，他们陆续从国内外聘请了多位专长有机化学的教授来任教，这就为南开化学系后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杨石先非常重视对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他亲自从国外购买仪器，不断完善实验设备，并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由于他的努力倡导和躬亲示范，学生的动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重视学生的基本科学训练也在南开形成了一种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