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二三事
容闳晚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早年留学回国后，满腔热情，怀抱这教育救国的理想，想尽办法争取清廷派遣留学生，但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工作上屡遭碰壁，使他大为伤神。在老境到来之际，他花了数年时间，用英文写了一部自传性的回忆录——《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于1909年在纽约印行，191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吧它翻译出版，改书名为《西学东渐记》，文革之后有重印本。这是一部了解容闳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及“西学东渐”的好书。
容闳出身贫苦，能出洋留学全靠别人资助，中学毕业之后，校董会答应提供费用，但附带条件，学成回到中国须当传教士，他谢绝了。容闳说：“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并表明“不以食贫故猝变宗旨”。他的宗旨就是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宗旨既立，就不能改变。后来幸好有一妇女组织肯伸出援手，才免陷入困境。
容闳在大学时代己归化入籍，毕业后在当地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全无问题，有人当时劝他留下，可他时刻不忘自己身上流着炎黄子孙的血，他回答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毕业后毅然归国，可叹的是当时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位洋进士，他不经科举，没有功名，担任不了高职，只好自己谋生路。他一度在上海的海关任职，待遇不错，但当时海关操纵在洋人手里，反客为主，霸道十足，他看不惯，愤然离去。后来在一家洋行做事，经理原想提拔他到日本的分行当买办，他拒绝了，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他这种洁身自爱，并顾及母校声誉的言行使那位洋经理十分惊讶和钦佩。
清廷批准了容闳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后，他就忙于投入物色学童的工作，工作开展得不顺利，因为所选对象必须是聪颖好学的，本来就不易；而一般家庭对出洋留学又缺乏认识，对孩子远离故土，长时间到碧眼黄发儿之邦学习，多持消极态度，故可供筛选之面有限。他从上海到了香港，听一位同乡说南海有一名学童甚聪慧，他就鼓动那位同乡去游说学童的父母，那位同乡十分卖力，并以自己的女儿许配作为条件说服了那学童的父母，那学童后来终于成才，就是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容闳经香港回故里，受到乡亲热烈欢迎，他趁机发动乡亲集资办学，并带头捐五百两银子办起了甄贤学校，此校乃近代我国民间集资办学之首例。
容闳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光辉的，也是崎岖坎坷的。他的良好愿望与理想，屡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但他对祖国从未失去信心，对祖国时局的变化甚为关心。对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寄予满怀的希望，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已处风烛残年之时，无力再为新政权效劳了，就鼓励后辈回去。他与美籍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观彤与观槐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学有所长，当时在美已有一份理想的工作，生活安逸，且生长在外国的混血儿，要他们回国服务，一时想不通，容闳便严厉地对他们说：“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才，原冀回报祖国，今不此务，唯小人利喻，患得患失，殊非吾所望于汝二人者。”严父教子有方，使孩子终能接受大义，于是回国了，他们后来都当上了总工程师，为祖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读《西学东渐记》
容闳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由于容闳一生的追求和主要成就即促成一百二十名幼童赴美留学，所以容闳又有“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西学东渐记》一书主要反映的就是容闳一生的这个追求和事业，全书充满了他对留学教育事业的无比热爱，洋溢着他对中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无限热情。
容闳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彼得罗岛（Pedro Island）的南屏镇（今属珠海市）。该镇与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毗邻，澳门又是西方传教士最早涉足和聚集的地区之一，因而得风气之先。1835年，刚刚七岁的容闳随父亲到了澳门，进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夫人在这里办的一家教会学校。从而，按照容闳的说法，“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1841年，容闳又进了澳门的另一家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学习。马礼逊学校的宗旨是“以学校或其他方式在中国推行英国教育”，由于美国教育多沿袭英国的教育模式，这为容闳留学美国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184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他的老师布朗突然宣布回国，并表示出于对这所学校的厚爱，希望能带几个他过去的学生一同回国，使他们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容闳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愿意跟他去。随后，容闳说服了母亲，终于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1847年1月4日，容闳所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4月12日到达纽约。在友人的帮助下，容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蒙森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大学的预科，容闳在那里半工半读，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
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他以“有史以来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学生”完成学业，并获得了当时“相当于中国的秀才”的文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的这段时间，尤其是最后一年，是容闳确定自己志向的阶段。他说：“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个没有教养的、冷漠无情的人，对于人类的苦痛和邪恶是绝对无动于衷的。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当然快乐也就越少；知道得愈少，痛苦愈少，而快乐也就愈多。但是，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不足以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虽然所学可能不如理想的那样完备和系统化，但总算够得上正规标准和大学文科的水平。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在1854年到1872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不顾命运的坎坷多变，一直为圆满地达到这个目的而辛勤地劳动着，期待着。”
1854年11月13日，容闳怀着对阔别七年多的祖国的无限热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容闳是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的：“对我来说毕生最有意义最热衷的一件大事即将开始。投身于这项事业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近十年的祖国。我虽然去国甚久，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她，无时无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强。”
经过154天13000海里的航行，已经不怎么会说母语的容闳终于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随后回家探望母亲，他对母亲说的一段话非常能反映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当母亲问容闳受到如此高等的教育能挣多少钱时，容闳对她说，对于我来说，大学教育的价值远超过金钱，而我自信我是能挣很多钱的——“知识就是力量，而力量则重于财富”。
接下来的十年是容闳考察中国国情并为实现他的留学计划的准备阶段。1855年6月至8月，在他的家乡，容闳看到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因太平天国起义而迁怒于人民，大开杀戒，屠杀了75000名无辜的群众。容闳评论说：“这次大屠杀在现代文明的记载中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嗜杀成性的暴君如凯里古拉（Caligula）及尼罗（Nero），甚至法国大革命，也不免为之黯然失色。”容闳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道：“从刑场回家后，我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神经紧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激起了我的思绪。我当时想，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满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可是冷静地思索一番，我还是退回到我的原有计划。”
在做了一段时间伯驾（Peter Parker）的秘书之后，容闳放弃了这个在他看来对他的理想与计划毫无益处的悠闲职务而另觅他途。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但他不愿在总税务司李泰国（Lay）的手下从事待遇优厚但有损中国人人格的工作。对于朋友的不解，容闳是这样说的：“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我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人。”
在当时的中国，随时随地都有刺激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事件发生。在回敬了一个英国人的无理取闹之后，容闳说道：“中国人的性格一向是那么温和谦让，既不怨恨也不反抗地容忍了侮辱和无礼行为。这无疑助长了一部分无知的外国人的傲慢和专横。不管怎么说，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或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1859年，由于生意的关系，容闳来到了当时太平天国与清朝军队对峙的地区，并因而“得到一个考察民间实际情况的机会”。经过战争，本来人口极其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得人烟稀少，“双方军队的劫掠后，那些地区的人民所受灾难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他说：“应该给中国人民一个拯救自身、解决自己问题的机会。……近年来，轮船、战争和种种条约不但破坏了这个劳动体系，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劳工情况，而且还要使中华帝国在未来的历史上改变其经济、实业和政治状态。”
次年11月，容闳又与两位传教士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国，了解太平军的军纪与信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旧相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和干王洪仁玕。有趣的是，1856年在香港时，他与洪仁玕就表示过有朝一日能在南京再相见。对于洪仁玕想要他参与其事、共举大业的邀请，容闳表示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还是提出了如下的建议：（1）组织一个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2）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3）设立一所海军学校；（4）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5）建设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6）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7）建立一套工业学校系统。
容闳并说，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实行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他愿意贡献力量，努力促成其事。但是由于处于战时，各位将领都出征在外，洪仁玕又被孤立，因此容闳的建议无法推行。但是有意思的是，为了拉拢容闳，洪仁玕竟然以加官晋爵相引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容闳对于太平军能否取得最后胜利表示怀疑，因此没有接受太平天国颁赠的印绶。
回上海的途中，容闳根据所见所闻，对太平军的起源、性质及重要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叛乱和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但是除了战国以外，中国的革命只不过是政权的更迭而已。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弊政，是促成太平天国大起义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太平天国运动有什么新的东西的话，这就是它的宗教性质和它因此而遭受的迫害。但是，容闳认为，即使如此，“1850年叛乱的直接原因和逻辑上的原因，既不是基督教信仰，也不是宗教迫害。这些可能是导致叛乱发生的枝节原因或偶然因素，但却不是真正原因。在政府政治机构的命脉中，深深地埋藏着真正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机构的腐败。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纳贿。其次，官吏无止境地剥削老百姓，积累起他们个人的财富。最后，贪污行贿和剥削人民，就产生了必然的后果。换句话说，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组织”。
但是，太平军的宗教热情过去之后，其落后的一面也充分暴露了出来。所以，容闳认为，“这次叛乱的唯一良好后果，就是上帝借助它作为动力，打破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我们觉醒，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新国家”。
1863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2月，容闳的朋友，也就是曾国藩的幕僚张斯佳给容闳来信，让他到安庆去见曾国藩。由于曾经到太平天国考察过，容闳对曾国藩的邀请心存疑忌，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两个月以后，容闳又接到了张氏的第二封信，其中还附了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以说明此次邀请他赴安庆的目的。这封信使容闳对于曾国藩的疑虑顿释，答应不久将应约前往。不久，容闳又接到了张氏的第三封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催促他即刻动身去安庆见曾国藩。曾国藩当时权倾一时，容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这年的9月，容闳到了安庆，见到了张斯佳、李善兰、华蘅芳、徐寿以及曾国藩。在与曾国藩晤谈后，容闳发现曾国藩开始注重的是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并且已经成竹在胸。为了实现其教育计划，容闳必须先取得曾国藩的信任，所以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答应曾国藩到美国采购机器。1863年10月，容闳从上海出发，次年春天到达美国纽约，这正是他毕业十周年，也正是美国南北双方争战正酣之时。有意思的是，其间，容闳竟然决定参加北方的志愿军，准备服役半年，以表现他对“第二祖国”的忠诚和爱国热忱。
1865年，容闳完成了任务回到了中国。由于这次完成任务十分出色，容闳不仅成了正五品的候补地方官，最为重要的是，他还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这就为他向曾国藩提出他的教育计划提供了契机。采办机器成功以后，容闳又建议曾国藩在兵工厂内附设一所兵工学校，这项建议也得到曾国藩的采纳，这使容闳激动万分，因此也受到极大的鼓舞，决定提出他的教育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