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夏丏尊的研究重心开始逐渐转向国文科的个性特征。他在1936年所作的著名讲演《学习国文的着眼点》中指出：“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和别的科目性质不同”，“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凡是文字，都是作者的表现。不管所表现的是一桩事情、一种道理、一件东西或一片情感，总之逃不了是表现。我们学习国文，所当注重的并不是事情、道理、东西或情感本身，应该是各种表现方式和法则”。
粗看起来，夏丏尊的这番言论仿佛与过去他所持的观点“不要只将国文当国文学”相悖，但细数起来，其在精神是一贯的，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已。在这里，他所阐发的是关于国文这个具体科目的特有功能和作用。因为学校里设置国文一科，其宗旨不在让学生了解教科书中大量选文的驳杂而无序的内容，而在让学生学习选文的作者在表现各种内容时所采用的种种方式和法则。这是国文科里读文章和在日常生活中读文章不同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读文章，因文章内容的不同，或兴奋，或流泪，或厌倦，都是情理中的事。可是，在国文科里读文章，固然也会兴奋，流泪或厌倦，但“在兴奋、流泪或厌倦之后”，还得“用冷静的头脑去再读再看，从文字的种种方面去追求，去发掘”，因为“你的目的不在兴奋，不在流泪，不在厌倦，在学习文字”。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旧派人物，还是新派人物，观念上都还有偏向，他们或是从宣扬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着眼，或是从鼓吹民主的新思想、新道德着眼，都把国文科的选文内容看得过重，而把文字的表现方式和法则看得无足轻重，其结果，国文科几乎成了修身科和公民科，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也就不足为怪的了。
因此，为充分发挥国文科的特有功能，夏丏尊十分专注于文章学的研究。早在1919年，他在长沙一师任教的时候，就参考当时国外的资料编写了各体文作法的讲义，专门讲授文章法则；在春晖中学执教时，又进一步充实了讲义的内容。后来，这部讲义经刘薰宇修改补充，二人联名发表，书名“文章作法”。在我国，这是现代文章学的一部早期专著，对国文科的教学影响至深。在上世纪30年代，夏丏尊对文章作法的一些重要方面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从总体上揭示了文章这个特殊事物的许多内在规律，写成了《句读和段落》、《句子的安排》、《文章的省略》、《文章中的会话》、《文章的静境》、《文章的动态》等9篇论文，连同叶圣陶的《开头和结尾》，合编成《文章讲话》一书。与此同时，夏丏尊还就国文科的阅读问题，作过几次重要的讲演，如《阅读什么》、《怎样阅读》、《学习国文的着眼点》等。这些讲演稿，讲的是读文章的规律，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随处可见来自于他长期读写实践的深切体会，可以看作是现代阅读学研究的较早的劳绩，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来，这些讲稿，同叶圣陶几篇同类性质的讲稿和论文合在一起，编成一书，题名“阅读与写作”，作为开明青年丛书之一出版。以上这些文章学的研究成果，在当时，都曾作为国文科的教材被一些中学所采用，在国文科的教学改革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国文教科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在校学生学习汉语知识、锻炼语文能力的最重要的凭借物。基于对国文科的特性的深刻理解，夏丏尊对历来的国文教科书多有不满。因此，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国文教科书的编制上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夏丏尊认为，世间文章千姿百态，浩如烟海，数也数不清，读更读不尽。编制教科书的重要工作就是从无限的书海中选出有限的文篇来。文篇怎么选？是选历朝历代的名人佳作吗？国文科并非文学史科，似无必要。是按内容的价值来选吗？以为青年应该孝父母、爱国家，应该交友有信，应该办事有恒，于是选几篇孝子的传记，选几篇忠臣烈士的故事，编凑成书吗？国文科并非修身科，也属不当。
夏丏尊认为，天下文章尽管汗牛充栋，但构成文章的基本格式以及运用语言的基本法则却是有限的。编制国文教科书，一要明白国文科的特性和功能，即教学的需要；二要顾及教学时间的限制，即教学的可能。国文科既非文学史科，也非修身科，它要学习的是关于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而语言文字的表现形式和运用规律是有限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去学习并掌握的。因此，编制国文教科书，选择文篇的依据应该是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所谓循序渐进，也只有依据文章的基本格式和语言运用的基本法则才有可能。作为这种见解的第一次实践尝试，夏丏尊在1934年同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国文讲义》。这套教科书共三册，第一、二两册注重在文章的类别和写作的技术方面，第三册注重文学史的了解方面，学生读了这三册书，“可以得到关于国文科的全部知识”。这些“知识”，分别以“文话”、“文学史话”、“文法”、“修辞”等项目写成一篇篇短文，有机地穿插编排在相关的选文之后，形成了国文基础知识为贯穿线索、精选文篇为印证材料，二者相互配合的格局。这套教科书的编制方法，体现了夏丏尊对国文科基本特性的独到见解，并为不久以后著名教科书《国文百八课》编制出版奠定了基础。
在国文教学观念更新方面，关于“语感”问题，夏丏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作为学校教育中设置的一门重要课程，国文科一定要激发起学生主动地、自觉地学习的积极性，并以此来充实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的品性和智力；同时也坚信，作为学校教育中设置的一门特殊课程，国文科应肩负起自己特有的任务，即致力于引导并帮助学生对各体文章作形式上的探究，以便切实提高运用国语的能力。根据这样的信念，他在实践上也作了多方探索和辛勤劳作。然而，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重视了语法和作文法的讲授，“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奖励课外读书，或是在读法上多选内容充实的材料，“结果往往使学生徒增加了若干一知半解的知识，思想愈无头绪，文字反益玄虚”。就在这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形下，夏丏尊从自己重温旧籍的过程中忽然悟到了一种契机，那就是培养语感的重要。他说指出：“无论是语是句，凡是文字都不过是一种寄托某若干意义的符号。这符号因读者的经验能力的程度，感受不同：有的所感受的只是其百分之一二，有的或者能感受得更多一点，要能感受全体那是难有的事。普通学生在读解正课以及课外读书中，对于一句或一语的误解不必说了，即使正解，也决非全解，其所感受到的程度必是很浅。收得既浅，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这在学生实在是可同情的事。”这种对文字符号所表达的内容的灵敏的感觉，夏丏尊将其称为“语感”。比较起来，教师由于经验能力程度一般总在学生之上，所以对于文字的感觉必然要比学生正确得多、丰富得多，也灵敏得多，因此教师的任务就在“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以此作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只此一事。”夏丏尊的这一感悟，在国文教学观念更新上影响深远，后来叶圣陶专门著文阐发了这一观点，并充分论证了在阅读中“训练语感”的重要性及其训练方法，为国文教学的改革在方法论上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旧时代的夏丏尊为教育青少年呕心沥血度过了严肃的、清贫的一生。他仿佛一头牛，自己东觅西寻可食的草料，自己咀嚼反刍，自己把它消化而成乳汁，再无保留地把全部乳汁贡献给祖国的未来——年青的一代。可是，黑暗的社会给予他的却是贫困、战乱、拘禁以及无穷无尽的忧患。夏丏尊在抗日战争最初的日子里，曾殷殷期待抗日的胜利、中华的复兴，所以在1938年编集出版《文章讲话》一书的时候，他向读者倾诉心声说：“我虽垂老，饱经忧患，也还勉强活着；愿以余年继续文章学研究的工作。只待局面好转了，《中学生》复刊了，本书一定还会有续编的，敢在这儿向读者先作下一个预约。”谁知到1946年，“胜利”固然是盼来了，“胜利”后国统区的状况却使他陷入了失望的深渊。在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革命青年的时候，夏丏尊因目睹自己亲身教育过的青年竟带领刽子手去搜捕自己的同窗学友，曾悲愤地写过一副著名的联语：“宁可早死，莫作先生。”这8个字饱含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无比痛苦。在抗战胜利、蒋介石攫取胜利成果变本加厉地戕害人民的时候，他贫病交加，忧愤交迸，弥留中喊出了：“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
从五四时期起，到抗战胜利后的含愤谢世，夏丏尊在教育领域苦斗了将近20年，在国文教育的开拓发展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被誉为“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诲人不倦”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