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主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华艺术大学举行。最初的盟员共50余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培养了一支坚强的革命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建国以后的人民文艺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人才，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作出了卓越贡献。
夏征农是在1933年初加入“左联”的，并被编在闸北区的一个组。初来上海，在这个富人和冒险家的天堂乐园里，生计成了夏征农的一个大问题。夏征农在上海的石库门租住了一间非常便宜的亭子间，亭子间只有十平方米，朝北，终年不见阳光，一到冬天，亭子间里冷极了。在老师陈望道的介绍下，夏征农加入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李公仆主持的《申报》“读书问答”专栏撰稿，这样，夏征农的生活才有了着落。受“左联”的委派，他前往各高校，帮助那里的大学生文艺团体开展进步演出活动。此后他还参加了《春光》、《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李公朴主持的《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工作期间，夏征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回答读者的来信，给读者做些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工作。为此，上海市国民党的特务刊物上多次报道了他的活动情况并开始追查他。出于安全考虑，李公朴叫他暂时不要上班，就在家中看稿，稿件由报社派人送去。
1934年夏，国民党在对苏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上海的文化界也开始大扫荡，柔石、殷夫以及《申报》总编史量才等多位“左联”会员先后遭到国民党的杀害。为此，李公朴将“读书问答”专栏的人员独立出来，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和《读书生活》杂志。期间，夏征农还帮助郭大力和王亚南将中国第一本翻译的《资本论》著作介绍出版。另外，尽管鲁迅当时遭到特务的通缉，但夏征农还是冒着危险每期都向鲁迅约稿，鲁迅就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文章，稿费也由夏征农转寄给鲁迅。在此以前，他曾与鲁迅相互通过几封信，主要是向鲁迅约稿和请他介绍投稿之事。后来两人曾在一起吃过饭，谈得也很投机，当夏征农的《结算》文集出版后，还特地送给鲁迅作纪念。
1936年夏，“左联”成立了上海市文化界救国会，夏征农作为“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还出版了《鲁迅研究》等著作，与后方的文化精英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夏征农说：“虽然我与鲁迅先生直接交往、面谈的机会不多，但我开展革命文学，团结文艺界进步人士等党的工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与鲁迅的交往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回忆，无论是做文还是做人，我都深受教益，以至我后来经历磨难，我都能经受住考验。鲁迅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情系复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众多爱国进步青年来到复旦，夏征农就是其中一个。也就是从这时起，夏征农就与复旦结下了不解之缘。
夏征农于1927年9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老师陈望道对他影响至深。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1928年，夏征农担任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他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与同学们办杂志和壁报，刊登进步文章和言论，号召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
夏征农立德立功与学文学并重，著作等身。他曾自我评价说“半是书生半战士，一行政治一行诗”。在复旦读书时，他多次聆听鲁迅的演讲，从此与革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左联”， 主编和参与编辑《新认识》、《太白》、《春光》、《读书生活》等多种杂志。晚年主编《辞海》，参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担任上海市社联、市文联主席等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夏征农始终坚持既做好本职工作，又不忘写诗作文，用他如椽的大笔，热情讴歌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严厉批判一切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假恶丑行为，并且始终能够出以公心，实事求是，平等待人。“毋骄毋谄少盲从”，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1978年7月中旬，夏征农回到复旦大学工作，担任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他以“宏图展望心潮涨，夺秒争分竞上游”的诗句激励自己，投身于复旦的建设和发展中。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打破思想顾虑”。在复旦中层干部会议上，他又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他的支持下，文汇报在头版对复旦大学“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新闻报道，这成为上海报纸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夏征农又先后发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重视知识分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起》等文章，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12月28日举行的复旦大学第十届团代会暨第十九届学代会上，夏征农做了“要民主办校”的报告，提出要发扬学术民主，实行民主办学，提倡学生自治，努力把复旦办成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复旦大学又一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2005年1月，复旦大学秦绍德书记和王生洪校长来到夏征农家，祝贺他102岁华诞。
璀璨余晖
《辞海》是中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选收了上起古代、下迄当今的中外大量词语，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名词术语等，是人们用以释疑解惑的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从1979年版《辞海》算起，三卷本和缩印本的发行累计数已达460万部，分册发行1123万册，我国的香港、台湾还分别出版了繁体字本和缩印本，创我国大型辞书的发行纪录。《辞海》初版于1936年，是由舒新城担任主编。从此，其书香飘逸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尽显人间沧桑，即使在腥风血雨、历尽艰辛的红军万里长征途中，毛泽东也离不开它。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行军时，我背着两个黄帆布挎包，一个挎包里背着办公用具，一个挎包里装着两部工具书：《辞源》和《辞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世界，科学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1936年版的《辞海》显然大大落伍了。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工作，当晚约见舒新城、赵超构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时，舒新城提出了修订《辞海》的建议，主席立即说：“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他当即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指定由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原主编舒新城主持。然而，舒新城在《辞海》试写稿完成不久即逝世。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聘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继任《辞海》主编，在舒新城前期打下的基础上，1965年领导完成了《辞海》（未定稿）上下两卷。当年6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辞海》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刘大杰时鼓励说：“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毛主席同时指出，现代词目有些写得简单了一些，并对“中国共产党”等条目的写法作了重要指示，还提出考虑将来《辞海》的出口问题。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会议代表，指示不要把17年出版的图书统统报废、封存、下架，并指示把修订《辞海》（未定稿）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经历过十年浩劫，有人用“赤地千里”来形容中国的图书市场。1972年，摩纳哥公国代表团到中国来访，他们赠送给中国一部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邓小平回赠给他的却是一部64开的《新华字典》。“大国家、小词典”的场景，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于是编纂《辞海》的工作被提上了日常工作议程。1975年，周总理在病危中关怀《辞海》的修订工作，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辑部，如《辞海》中有介绍杨度的条目，要把杨度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写上。1976年，十月里一声春雷，“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
可惜，陈望道已于1977年逝世。中共上海市委当机立断，把《辞海》主编的“接力棒”交给了夏征农同志。1978年，74岁的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出任《辞海》第三任主编。在他的主持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辞海》相继出版，发行量逾6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万卷分册，成为出版界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1999年版《辞海》在修订中，集中了夏征农、钱伟长、谈家桢、李国豪、苏步青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名专家学者，经过长时间的论证、修订、补充，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以高成本高质量的新版投入市场，受到了读者、知识界的一致好评，是知识界案头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之一。新版《辞海》选收单字14872个，选收词目91706条，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历史事件、古今地名、团体组织，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
根据每隔十年修订一次的经验，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版了1989年版《辞海》。新《辞海》明确以“百科为主，兼收语词”的编纂思想，广泛收录新学科、新术语、新概念，对字音、字形、释义、书证等各方面都作了改进，成为一部无可替代的新型综合性大型词典。
新版《辞海》出版以后广受欢迎，累计销量达300多万部，居大型词典之首，并获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本着常修常新、适应时代的精神，《辞海》正在进行新的修订，将于1999年出新版。新世纪版《辞海》采用多媒体技术，出版多种版本及彩色版、光盘版，以新的面目奉献给读者。
2002年，夏征农又以98岁高龄出任了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主编。《大辞海》是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辞书的一个空白。《大辞海》篇幅是《辞海》的2.5倍，目前医药卫生卷、哲学卷、语言学卷和法学卷已经出版。据史料记载，明朝的解缙39岁编纂《永乐大典》，清朝的纪昀49岁编纂《四库全书》。夏征农从74岁起主编《辞海》，编到100岁，前无古人。时逢夏征农100周岁生日，老人赋诗一首，题为《百岁乐怀》：“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夏征农诗中最后一句，指的是《大辞海》，编纂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仍然要他来拍板决定。2003年，五卷本《夏征农文集》已经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