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表面上看，是从学术层面上要解决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实质上，联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的情况，以及“两个凡是”所设置的禁区，这篇文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最高指示”？文章的锋芒直指“文革”十年所风行的个人迷信，直指华国锋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治国方略。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等人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正因为文章的指向十分明确，因而就引起了“凡是”派的不满。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为，“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凡是”派的言论，违背了大多数人迫切要求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进行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肯定了这篇文章，并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对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也席卷全国。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陆续发表谈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采取的是不支持的态度。《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上海的反映很强烈，不少单位纷纷展开讨论。可是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却加以控制，在会上一再宣布：“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当然，在市委常委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之间也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在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9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5000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面对这种情况，《文汇报》的负责人马达等人在寻找机会冲破这些禁令。
正在这时，已到复旦大学担任党委书记的夏征农，在学校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夏征农在动员报告中，讲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还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等。《文汇报》记者根据夏征农的讲话写了报道，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表？夏征农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1978年9月16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5000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5000字以内发表。
《文汇报》对夏征农讲话的报道（同日报纸上还发表了专门谈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读马克思的一封信——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上海报界的沉寂，成为在上海报纸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声。
还应该提到的是，虽然夏征农的讲话和《文汇报》巧妙地冲破了禁区，上海市委党校、社联组织的几次讨论会和有些文章也见报了，但一些重要活动，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人都不出面。上海市委书记彭冲讲了一次话，也是在干部、群众一再提意见的情况下才讲了一次，但是旗帜不鲜明。一直到三中全会前，市委和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采取控制的态度。
在这种大背景下，夏征农敢于让自己的讲话见报，马达借此机会冲破上海报界“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登载一条消息”的禁区，是需要具有见识和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