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实业界与教育界沟通，互明彼此需要，解放高等教育与实业的关系。茅以升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是理论与实践、通才与专才、科学与生产、教育与社会均脱节。要克服高等教育的这些弊端，关键是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就必须合理设置课程。高等教育究竟应该怎样设置课程，这一问题在建国前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讨论。茅以升认为，课程是高等教育的枢纽。他主张我国高等教育应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正确处理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他提出高等教育应与实际的生产能力配合，要与生产配合，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设置适应生产需要的课程。他反对模仿美国，“不论外面生产情况如何，总是保持‘古典式的老套’，至多不过添些课程而已。”他提出一整套的课程计划，即“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并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解释“习而学”的问题。他认为，“习而学”的高等教育应是一种理论中有实践和实践中有理论的课程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精神是强化教育中的实践锻炼，借助实践锻炼学习理论。他系统地论述了贯彻这种计划的实际程序：①新生第一学年先行实习半年，后在学校学习半年理论。②第二学年前半年先在学校学习半年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的课程，后在实际生产的现场实习半年。③第三学年前半年在学校学习较为基本的理论课程，后半年在生产现场学习较为复杂的实际工作。④第四学年全年在校学习，攻读基本理论。
茅以升从多方面论证了这一课程计划的优点：①学生入学伊始便能知道未来的职业与自己的个性是否适合。②学生能够养成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了解工作条件。③先经实习，再习理论，由知其然逐渐到知其所以然。④实践与理论的结合由简单到复杂，对理论的理解更为透彻和巩固；而且实践和理论作为手段共同作用于人的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实际工作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提高了人的认识水平，两种手段的结合可以相互促进。⑤及时地、实际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能够克服四年级实习去验证学生在一年级学习的理论的弊端。⑥学生毕业时攻读的基本理论记忆犹新，就业后能有继续学习和研究高深理论的基础。
茅以升的观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发生过一定影响。北方中国交通大学曾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贯彻了他的观点。虽然从现在看来，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和措施未必完全精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对课程发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专业的内容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繁重复杂，他的观点已不能适应这样的形势。然而，他的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解决高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的问题，高等院校的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仍有距离和矛盾，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普遍不强。因此，加强高校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教育工作群众化，解放高等教育与全社会的关系。随着高等教育经验的积累和社会的发展，茅以升的高等教育观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认为旧的高等教育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教育脱离社会实际，面向的是少数人，而与社会大众无关，所以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对广大人民也没有帮助。他憧憬高等教育的彻底解放，即高等教育群众化和社会化。新中国建立初期，茅以升主张“凡有中学毕业程度者，应于其一生的时间，致力于大学教育。……每一城市，至少应有‘学术中心’一所，内有图书馆、试验室、实习工厂、博物馆、美术馆、音乐馆等。……亦有教师指点。”其后不久，茅以升认识到实行这一主张面临财力和人力的限制，因而从“实情”出发，进一步修正和完善高等教育群众化和社会化的蓝图，为之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首先，广泛集资，筹措教育经费。他提倡“注重鼓励产业机构捐赠教师讲座；捐资建造图书馆、试验所、博物馆、美术馆、音乐馆等建筑；捐办学生宿舍、书籍。”广泛筹措经费，实行社会集资办学，现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有效途径。早在几十年前，茅以升就已认识到这一途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说他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眼光。
其次，非脱产学习，人人都受大学教育。他为了实现自己孜孜以求和积极倡导的教育的解放，提出“根据需要，地方设立大学；大学科系的确立要为地方生产单位服务；大学制订的各种科系的课程表，向各生产单位公布，生产单位根据此表选送非脱产学习人员；大学对所在地区开放，进行科学理论、实验、课程的答问及辅导。”他主张对非脱产学习的学生实行考试，单科合格发给结业证书，全部课程合格发给毕业证书。他提倡大学担负起“知识医院”的职责，为人们治疗“知识上的各种症疾。”他认为大学只有承担起这些任务，才能实现教育的解放。
再次，确立正确的升学观念。他恳切地告诉青年和希望进大学的中学毕业生，教育是一种机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享有，并不限于大学门内；大学门外可以受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可以进一步继续接受教育，关键是把握机会，利用机会充分教育自己、终身教育自己、确立正确的升学观念。
茅以升“教育工作群众化”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包容了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和接受社会调节，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终身化的旨趣。诚如他自己所说：“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精神是活到老学到老。每个人都不认定只有进入大学校门才是接受高等教育，每个人都不以得到学士学位为满足，而学士学位也不再足以吓倒任何人。”茅以升之所以坚持高等教育的群众化，乃是因为他认识到社会、学术和生产发展呈加速趋势，仅仅依靠“纯”大学教育远远不能适应人们更新知识的需要，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进步；还因为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社会迫切需要大批中高级人才，而既有的全日制大学的培养能力有限；再有就是广大人民都应有权享受高等教育和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高等教育只有面向社会和全体青年开放，才能满足种种需要，并推动社会进步。
茅以升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在我国经济、科学和整个社会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正确性已为今天的社会发展趋势所证明。他的学识、勇气和振兴高等教育及整个社会的使命感都十分明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滞于理论和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从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主张，明确具体措施并进行论证，这样就使他的观点拥有比较牢固的实践基础。
茅以升对落后的高等教育的批判，对“教育解放”的呼唤，其出发点和落足点都在于高等教育改革。因此，他在论述了高等教育的教学、办学方向及形式改革后，将思想的锋芒指向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这一重大课题。茅以升分析了建国前后的高等教育目标，指出这种目标是“广泛不精的，以培养‘通才’为目的的。”这样的“‘通才’不能立刻进行生产，患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他需要继续进行学习，他就业的部门担负了培养‘专才’的任务”；这样的“通才”目标是以理论为前提的，其支配和制约下的整个高等教育过程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形成了“填鸭式”的教育，并有空谈理论而好高骛远的危险；这种教育与社会生产脱节，成为“脱产教育”。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现象都是不合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法（尤其是美国）”，而这些国家的国情与我国的国情不同。在我国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比西方一些国家更迫切需要学以致用的和实际工作能力强的专门人才。
20世纪20年代，茅以升就是从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专才”培养目标。茅以升的“专才”目标在解放后不久便受到一些人士的非议，批评这种目标缺少远见，同样是抄袭的，是以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为效仿对象。倘若全面审视茅以升的观点、就可以发现，这些批评实际上是误解。茅以升在提出“专才”目标时就曾明确界定“专才”的条件。他说，这样的“专才”应具有下列条件：“（一）善于思想。（二）善用文字。（三）善于辞说。（四）明于知已。（五）明白环境。（六）科学知识，知其所自来，及适用之方法。（七）富于经济思想。（八）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可见，茅以升所谓的“专才”，是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人才，而非只懂理论和缺少实际工作能力的“通才”。建国后他在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回答对自己的批评时强调：“我们的情况，有很多地方和苏联的不同，……因此，苏联制度，我们还不能完全采用。即以今天中国工业落后的情形来看，如果仿效苏联，开办几个动力学院、电机工程学院、公路学院、炼钢学院、化工学院、矿业学院，以便四五年后有许多专家来服务，似乎也不太理想吧。”他主张我国的高等教育应参照“苏联的经验，配合到我们的国情，来拟定我们的方针和方法。”他说：“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是完成建设的任务。”
茅以升所谓的“专才”，既与美国的通才不同，又与苏联的专家有别，而是我国国情所需要的专门建设人才。关于如何培养这种人才，茅以升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做到“学校与工厂配合，基本与工具配合，理论与实习配合，理论与工具配合。”简言之，即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他看来，“生产、教育和研究是‘三位一体’的，而以生产为主体，教育与研究为‘两翼’，教育是为了普及知识，研究是为了提高生产”。因此，人才的培养须臾也不能脱离实践。
茅以升高等教育主张历史跨度大，内容相当丰富，涵盖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目标等。他是建国前少有的较为系统地论述高等教育的大学校长之一。他的许多见解历经岁月的检验，仍然充满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