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小事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20岁时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之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并沿用终生。
梁漱溟上有一兄，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别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有一次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这件事一直成了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14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间依年齿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谈到兴头上，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毓芬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万里擅体育，但脾气暴躁，故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他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很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因草率失败。一位王姓国文先生对此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漱溟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漱溟一生钻研佛学，他试图从佛学中寻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颇为合拍，于是就拼命看佛书。以至18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19岁开始茹素，决意为僧长达9年。“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但有时他也“怕”，怕的不是天，而是人。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其实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一时无法结束，可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于是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这是梁漱溟的斋名。由此即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贤达及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也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客人告辞，送之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91岁高龄。发言者大多坐着讲话，他却15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现代新儒家开山之圣1924年夏，梁漱溟辞北大教职，赴山东、广东等地办学和考察。1929年到河南，任“村治学院”教务长，又接办北平《村治》月刊。因致力倡导和实验其“乡村建设理论”，和晏阳初、陶行知并称现代教育史上“平民教育运动”三位代表人物。费正清说：“一个经典学者梁漱溟……是一个保守派，但在恢复中国古代公社生活方面，又表现得像个革命者的样子”。
抗战初，梁漱溟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组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任中央常委兼《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周旋于国共两党间，以“第三方面”身份从中调停，积极阻止内战。内战爆发后，南京政府于1947年10月宣布民盟“非法”，梁漱溟遂赴重庆著《中国文化要义》，两年后出版。1950年由重庆到北京，翌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梁漱溟与父亲
梁漱溟的父亲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却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父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父60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他却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父就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梁漱溟将其父自杀的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父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乃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17岁时，梁父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思考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开始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对父亲梁父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和宽容儿子们的个性。对长子梁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其小儿子梁培恕“患病”（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梁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他的两个儿子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13岁的梁培宽已能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