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提出的“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师范为教育之母”、“父教育而母实业”等教育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教育救国思想
“救亡图存、变法自强”是张謇投身教育事业的首要原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办学，把兴学育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作为奋发图强的重要途径，张謇便是其中之一。他说：“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教育之勃兴。”他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文化教育发达；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教育落后，人民文化水平低下造成的。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反复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所以“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要使国家强盛，就必须兴学校，办教育，开民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
张謇在谈到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的动机时指出：“中国今日国势衰弱亟矣，国望亏损亟矣。国弱望亏，其害之究竟，直中于人人之一身，”而“被所称强大文明之邦，犹是人也”。因此，“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张謇“教育救国”的思想并非指只有教育才能救国，而是从教育在社会中固有的地位和作用出发，通过兴办近代教育，推动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达到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目的。张謇的教育事业在改变社会风气、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唤起群众觉醒和为社会培养各种人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业与教育并举
张謇在办实业的过程中，深感“人才异常缺乏”，提出了“苟欲兴工，必先兴学”的思想，实行“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办学方针。他在创办大生纱厂后，就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并在以后的社会活动中，始终推行办实业与办教育并举的方针。他根据教育与实业的相互依赖性，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因为“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必农工商奋兴，而后教育能普及”。就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謇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解决了教育与实业相辅相成、彼此依存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了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也反映了张謇对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
张謇根据当地的发展需要，创办了许多职业学校。如农业、纺织、医学等专科，并在20世纪20年代初合并为南通学院，在通州师范学校附设农林、测绘、蚕桑、商业、土木工程等科，创办了伶工学社和特种教育盲哑学校，以及女工、发网、保姆、镀镍、政法、巡警、清丈等传习所。此外，他还尽力协助外地的教育事业，参与赞助创办多所职业学校，如江宁商业学校、苏州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等等。张謇这种面向实业、面向社会创办多门类、多层次、多结构的职业技术学校，在当时确是一大创举，它充分体现了张謇教育思想和活动的社会性、多样性、实用性、灵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
师范为教育之母
办学首先要解决教师来源问题。张謇首倡师范教育，他认为，“教不可无师……师必出于师范”，“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他多次强调“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并且称“师范为教育之母”。所以，他在创办大生纱厂后就开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以培养师资。他以“忠实不欺，坚苦自立”为校训，以“严格主义”教育学生，养成严谨、踏实的学风。张謇很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实行师范生到小学进行实习等技能训练。他提议政府对师范生实行奖励、补助政策，鼓舞师范生，使其乐从教育。通州师范学校成为全国各地发展师范教育的模式。
有了师资，欲普及教育，就应广设小学。他说：“开民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广设初等小学。”他认为小学教育直接影响到中等乃至高等教育的质量。他对小学教育作了形象而又深刻的论述：“小学生犹苗蘖也，小学校犹苗圃也。培护茎寸之茎，使之盈尺及丈，成有用之才，苗圃之事也。小学校亦类似。”这个形象的比喻说明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
张謇在办学的实践经验中提出了“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办学道路。在普及小学的基础上，逐步推广中等学校，最后办专科和大学，从而建立起完整的多层次的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这也犹如一条大河的主流、支流，最终百川汇归一样。
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单设师范学校。他以师范学校为起点，以小学教育为基础，创办了许多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促进了本地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推动了全国各地师范教育的发展。
因地制宜的办学思路
张謇非常重视人才的实用性和适用性。他说：“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办教育，是张謇教育思想的又一特点。
在学习国外办学经验的问题上，张謇坚持从本国本地的实际出发，反对照搬照抄的做法。他说：“不征实事，不特西人之新法之与中土宜否无从真知，中国旧法之与今日宜否，亦无从真知。”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既要适应世界发展趋势，又要顾及本国的情形，反对一切规程都摹仿欧美。张謇在《复留日王于两生》中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指出：“凡观察所及，皆须识得主客。我所能行与不能行，我们宜否，皆主体也。取足以补我之知、扩我之知者，辨别能行与不能行及适与否，皆客体也。当观其构造谨严、计划廉平、效用切实、经济优人处，不当震于其规模宏大、器具完美处。所谓心得者，谓我于所观合于我之得无。”这里的“识得主客”和“合于我之得”，就是要从主客观实际条件出发，学习和吸取适于我国所需而又能行通的东西，不能注重其形式和外表，要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
在办实业与教育的过程中，张謇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按需办学的指导思想。创办大生纱厂后，由于既需购买大量棉花，又需纺织专门人才，于是张謇创办了农业学校和纺织学校。又因棉籽可制油，于是他又创立了炼油厂。产品出来后，为了销售畅通，便设立了轮船公司，相应地又设立了商船学校。商业发展了，商业人才出现了短缺，于是他又设立了商业学校。张謇这种应时需创办学校、设置专业，培养急需人才的做法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张謇先办实业以立教育之基础，继办教育以培养各种人才来改良实业，使教育与实业相得益彰。其教育与实业的辩证关系至今仍不失为教育改革、经济改革的有益借鉴。“科教兴国”战略是这种思想的升华，“知识经济”是这种思想的浓缩。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创我国单设师范学校之先河，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蓝本。他创办的职业学校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开拓性。他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从普及教育到职业教育的比较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他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和观点，推动了近代教育的繁荣和发展。
独创完整的教育体系
晚清光绪年间科举制度的弊端与腐朽日益显露。有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屡战屡败，尤其是甲午惨败的原因，发现中国战败由于国力孱弱，国力孱弱由于缺乏人才；人才出于学校教育，而科举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大批人才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他们认定科举制度有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它以培养少数当官的人为目标。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当官时甚至不具备普通“国民之知识”，无益于国。因此，与其得“无意识之官”，不如得“有意识之民”。二是它以祖述儒家经典为能事，远离现实生活，“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于生人之用”。基于这种认识，“废科举，兴学校”逐渐成为先进思想家的共识，并汇聚成时代潮流。在这股时代潮流中，张謇是一位从科举营垒中叛杀出来，冲在最前面、最积极、最勇敢、最认真、最扎实、因而也最富有成效的闯将。
1902年2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建先立师范中小学之议。刘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同词阻挠。胡曰：“中国他事不如人，何至读书亦向人求法？此张季直过信罗叔韫，叔韫过信东人之过也。”江督为之意沮。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中国第一所民办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开工建设。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后之人知中国师范之自通州始，必不知自二道一司激成之也！”
自此一发而不可收。仅张謇个人，从1902到1926年25年间就为兴办各种教育事业注入资金257万元，创办通州各级各类学校合计330多所，并在宁沪等地参与创办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前身）、吴淞商船学校等多所学校。从纵向说，有学前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中师、大学专科、大学本科；从横向说，有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构成了门类相对齐全、结构相对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当时南通成为全国教育最为昌明的示范区域，学生除本省本县外，慕名远道来学者，有浙、赣、皖、闽、湘、鄂、鲁、晋、秦、陇、滇、黔、蜀等13省。学校毕业生之多、学龄儿童入学率之高，在全国同类行政区域中首屈一指。但是，张謇并不以这样的成绩为满足，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乡里学龄儿童十七八有就学之所，儿童长成十五六有治生常识。”此外，他还为年长力薄智绌而任重道远感到歉疚不安。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总结，在总结中积累，张謇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相对于科举制度来说是全新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具有以下九个方面的丰富内容。
教育的功能与地位
张謇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造就人才的光辉事业，在促进国家富强的诸因素中居于根本的地位：“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教育所以开民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识之本，基于教育”。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教育的根本地位：“教育者万事之母”“教育者，一切政治、法律、实业、文学之母”“教育是诱导人的利器”“为社会政府储有用之才，即为社会政府通将来之驿”“教育尤为各种政策之根本”。他在清末曾预料“中国恐须死后复活，未必能死中求活”，而“死后求活，惟恃教育”。
学校的培养目标
与科举旨在造就官吏相对立，张謇明确提出国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广大有文化的劳动者。因此他特别强调普及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教育期人人知行艺，知邦法。知行艺则国多可信可用之人，知邦法则里无或暴或慢之俗。”“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当思世界虽大，我是其中一份子。只须努力于学业，将来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为健全之国民。”“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自治之本在兴学，兴学之效在普及。”为使孩童成人后平时能建设、战时能卫国，他还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军国民人格”教育的思想，并且热心实践予以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