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跋，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和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同和，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50营，设机厂学堂67处。历时20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
1903年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
1897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1913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
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30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1916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他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没有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1901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8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2个港口，5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20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害民。总计自1901年开始，开垦荒地9万多亩，至1919年棉花产量达1万余担，总收入近20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11年开始，盈利大增，1911—1925年纯利达84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3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25年总产达16130担，1923年粮棉总收入达32万元，亩均3.55元。
清朝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京杭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人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
在具体做法上，张謇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1909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学校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1913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新任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400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借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8个司并为3个司（农林、工商、渔牧）1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63人，工商部63人，共126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2／3。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2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
1914年3月28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20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1915年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11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30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2700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1977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3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192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32—42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柏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20年后，垦区树木成荫。
1914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11月3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1914年7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700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19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13斤。同年8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100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1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1914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