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指出，学校教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一般国民，使之都具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一种是培养高等人才，为国家社会建设出力。在高等教育中，也有不同的教育目的和方法。梁启超指出，学校的目的在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能力。这是全教育系统的总的精神。但是像北京大学这类的大学校则与普通大学不同，有着特别的目的。这种特别目的就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他认为普通学校所教授的是人类生活和社会日常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而大学校除此之外，还要研究科学。梁启超的这种理论树立了大学校的地位和尊严，指明了大学校对于文明进步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等于是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尊严。梁启超号召学校的师生努力保持大学之尊严，将学问作为神圣的事业。
梁启超一生大力提倡兴学、办校。一方面他积极向政府提建议，希望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增加教育经费，改革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寄希望于社会。在社会中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向社会募捐、筹款，用来办学。他认为教育是全民的事业，应由全民共同付出努力。尤其是在当时，腐败的政府不重视教育，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十分有限。而且这些有限的经费大都被腐败的官吏挥霍或挪用。梁启超在《治标财政策》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各省教育经费“仍是官吏自肥之路。人民缘此所得教育之效，什不一二。”私立学校更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有利于教育的自由发展。梁启超认为要普及大学教育，须大办私立学校。他说，欧美各国著名的大学有百分之八九十是私立的。私立学校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教职不由政府任命，校础不随政局动摇。二是不受政策左右，学校可自由发展。三是养成社会财团关心社会事业，捐助社会公共事业的习惯。四是各地分力建设，使高等学术得以普及。
师范学校，群学之基
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文章对新、旧学堂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府州县学、书院和蒙馆等传统学校的教师都是一些不通六艺、不读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学的最基本常识，让他们做学校的教习，“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而新式学堂中聘请的外国教习，又存在诸种弊端，如言语不通、转译费时、效率低下、聘金昂贵、学问粗陋、滥竽充数。他认为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上述两类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至于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应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应加以发掘利用。
梁启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
倡导女子教育
重视女子教育也是梁启超维新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又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系统论述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还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提出女子有耐心、喜静、心细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梁启超通过考察世界各国的情况得出结论：女子教育的发展水平反映国势的强弱，中国欲救亡图存，由弱转强，就必须大力发展女子教育，但发展女子教育又必须从破除女子缠足陋习，给女子行动自由开始。1898年，他积极参与中国第一所女学——经正女学的筹办，以实际行动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内容广泛，有鲜明的近代特征，为以往论者所不及。
改革儿童教育
在戊戌变法前，西方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即已零星传入中国，梁启超通过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比较，并撰成《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比较中、西儿童教育的差异如：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而中国则“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西人注重儿童的学习兴趣，如采用演戏法、说鼓词、歌谣、音乐等儿童乐知、乐闻、易上口、易索解、无厌苦的形式进行教学，且“不妄施扑教”。西人重视理解，而“中国之教人，偏于记性也……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另外西人注意用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而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等。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古代《学记》等书已对教学之道有所认识，只是近世尽失古意。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应编的书包括识字书。选择实用的字，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编排，让儿童尽快识得约2000个常用字。文法书，教儿童联字成句，联句成篇的方法；歌诀书，将当前各种知识，选择切用者，借鉴中国古代的经验，编成韵语；问答书，与歌诀书相配合；歌诀助记忆，问答通过设问以发明之，引导学生理解。说部书，文言合一，采用俚语俗话，广著群书，包括圣教史事等，让儿童阅读；门径书，开列儿童应读书目；名物书，即字典。梁启超还为以上七类书各应包括的学科内容作了说明。
论学校教育制度
梁启超根据当时西方心理学研究成果中的年龄与身心发展的关系理论，列出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将受教育者划分为5岁以下(幼儿期——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期)，6~13岁(儿童小学校期)，14~2l岁(少年期~中学校期)，22~25岁(成人期~大学校期)四个年龄阶段，分别介绍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身体、知、情、意、自观力(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和基本特征。他同时详细介绍了日本学者根据上述分期理论设计的《教育制度表》，其中幼稚园2年、小学8年、中学8年、大学3至4年，分别对应《教育期区分表》中的四个阶段。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物。根据当时中国基础教育薄弱，中国留日学生因缺乏必要的普通知识，不适应高等专门学校的学习等事实和经验，他还提出大办小学、缓办大学的建议。
论教育经费
梁启超还通过对日、德、英、法等国教育经费制度的介绍分析，归结出这些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筹措原则是：“凡小学校者，大率由国家监督，立一定之法，而征地方税以支办其财政者也。”他建议清政府采取如下办法，筹措经费，推行普及教育：小学教育经费由公产所入支办。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附于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项税目，或因地制宜，制定特别税目，依法征收。学校所在的各级区域，如市、乡镇直至下属的更小区域，都应设立教育会议所，由本区域居民选举出若干人作为教育议员，考查该区的办学实绩，负责教育财政、庶务等，地方行政长官不得干预。学校税为法定税收项目，如有违抗不肯交纳者，则由当地教育会议所禀官，依法究取。虽然他的教育经费筹措策略未被清政府采纳，但具有明显的近代特征。
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多汲取了西方教育的新知学理，措施具体而观点新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成功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是很重视并且善于进行家庭教育的教育家。他的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下，个个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后来都成为对祖国有杰出贡献的人才。
第一是爱国主义教育。梁启超一生虽历经沧桑坎坷，但爱国之心始终不变，以著作报国达40年。他对子女的影响和教育贯穿着一个中心，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自幼培育了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立下了报国之志。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个曾到外国求学或工作，他们在国外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学贯中西，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进入西方上流社会，享受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他们中却无一人留居国外，都是学成后即刻回国。抗战期间，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和夫人林徽音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且又都疾病缠身，却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这对他们夫妇治病也大有好处。但是，他们却一一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第二是道德品质教育。梁启超很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并以自己崇高的道德情操为子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从小就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艰苦朴素，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他说：“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教育子女们要热爱生活，适应环境。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孩子们个个都有一个艰苦奋斗的历史。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学成回国，正是国内战火不断的时代。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长期从事考古工作，曾主持山东章丘龙山镇和河南安阳后冈、西北冈等重要发掘，并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梁启超的幼子梁思礼，1924年才出生。当他5岁时，梁启超就去世了。他17岁赴美求学，边打工边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什么都干，苦读八年，终于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电子科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火箭专家。
第三是追求知识教育。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很注意引导孩子们追求知识的兴趣，培养他们好学深思的习惯。他很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趣，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以平等商量的方法设想每个孩子的发展方向。在治学方法上，梁启超要求每个儿女既要专精又要广博，他在对子女的谈话及通信中指出：“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以自己为例说：“我生平趣味极多，而对于自己所作的事，总是作的津津有味，而且兴趣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句，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要求次女梁思庄“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他对梁思成说：“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时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梁启超不断鼓励孩子们战胜学业上的困难，继续前进，要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