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以实业互助
1898年秋冬之交，康、梁以“保皇会”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海外遥控。仅1902-1903年间，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这时，康有为遭到清政府雇佣的杀手追杀，被迫避居印度大吉岭，经济窘迫，很快得到他的弟子梁启超汇款1800银圆。
康有为不久也在海外经商、做地产生意，以保障活动经费。1906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受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利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以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得到十多万银圆(墨洋)的赢利。
这时，梁启超主持的“广智书局”却因经营不力而遭到亏损。于是，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又反过来资助这位得意门生，提供经济援助。他保证解决梁启超本人及亲属的生活费，写信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他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圆、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
康、梁流亡国外，依靠海外华侨和日本友人的赞助，仍从事政治活动。
康有为原有的住宅
1912年，康有为的母亲劳连枝与大太太张云珠住在香港亚宾律道3号；康有为与三太太何旃理，住在日本神户须磨的双涛园。双涛园是华侨麦家的别墅，梁启超也住该处。康、梁是师生，比屋而居，朝夕会面，康有为在不少信札、日记中记载这段时间的生活，引为欢乐。这一年3月23日(阴历二月初五)，康有为在须磨双涛园做55岁生日，宾客甚多，非常热闹。美中不足的是三太太何旃理年仅22岁，是在美国生长的华侨，见多识广，英文又好，而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44岁，出身封建官宦家庭，自视甚高，因此相处不融洽，康有为因之与梁启超分居，迁去须磨湖边。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康有为由日本回国。由广东士绅邓华熙等人联名请求，广东政府决定发还被清朝抄没的康氏家产。康有为在广州的原有住宅，是曾祖康云衢购买诗人张南山的听松园改建的，称为“云衢书屋”，因修筑马路拆毁，不能原物发还；官方便把回龙舍分配给康有为，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15年损失的赔偿。回龙舍，是在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原属周东生所有，因抄家没收变为公产。1916年2月，二太太梁随觉曾住广州。康有为迁居上海后将广州回龙舍售出；几年之后，又平为马路，称回龙街。
康有为既然决定常年定居上海，就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转眼上海地皮飞涨，康有为从中获利很多。
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
1914年6月，康有为租赁了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今新闸路1010号新亚药厂)并定居下来。这是一座如同“大观园”式的住宅，占地颇广，曲桥楼阁，围以红墙。园主人原是犹太人辛溪。后来园主破产，用发售彩票的办法拍卖，盛宣怀家中了彩。这座园林落入盛宣怀家，但一般上海人仍然习惯称为“辛家花园”。康有为向盛家租住，每月租金120银圆，年租金1440银圆，一住就是8年。1917年春，康有为六十花甲寿筵，即在这里举行。
这所花园住宅占地十亩，花木成林，曲径通幽。进门有一条长约30米的木桥，过了桥，有走廊贯穿两个亭子，院子中间有一个池塘，走廊的近水处可以坐着钓鱼。池塘的中间有水亭，一座七曲桥连到岸上。院子里有两座宫殿式的二层建筑，分别题名“游存楼”和“补读楼”。还有许多平房，称为莲韬馆、闻思斋等。园中有假山，有紫藤棚、葡萄架，还养了大龟、海狗、袋鼠等观赏动物。
1921年元月康有为迁出后，盛宣怀的妻子把庭院捐献给佛门，改为清凉寺，一时与玉佛寺齐名，成为举行丧礼、追悼会的场所。辛家花园一度为清凉寺住持私自出售，盛家通过法律诉讼又赎了回来，改建为里弄房屋。
康公馆、游存庐和天游学院
1921年，已届64岁的康有为，又在愚园路(当时为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此后在上海文化史上以“康公馆”著称。这座康公馆的门牌原是地字34号(后改编为192号和194号)，筑有两幢西式楼房。1926年3月，康有为就在这临街的一幢二层楼内，开办了“天游学院”。
“康公馆”大院内的主要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楼上楼下共有十间房，底层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庭园中间，有一座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康有为根据《荀子·礼论》云：“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所以把供奉上帝、孔子、祖宗的地方称为“三本堂”。厅里还供着戊戌政变从容就义的“六君子”之一康广仁的遗像。
此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竹屋”，这是仿新闸路简照南园中的竹屋兴建的(简照南，广东番禺人，侨居苏门答腊，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与康有为长相往来)。外形用竹料搭盖，里面是木结构。外竹内木，充满自然情趣，是康有为招待朋友和休息的所在。还有一些附属建筑，用作厨房、仓库和雇员的住所。
院子里挖了一个曲折的大池塘，上架两处木桥，大池内可以划船。挖出来的泥土堆成一座假山，山腰有茅亭装点。各处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稀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池边舍旁搭有爬满葡萄和紫藤的棚架，种了很多菊花和玫瑰。还养了一些观赏动物，包括两只孔雀，一只猴子，一头麋鹿，一头驴子，大池中游弋着500尾大金鱼。
“游存”康公馆的庞大开支。无论在“游存楼”还是“游存庐”，康有为家中成员庞杂，除了元配夫人张云珠于1922年去世外，他还有5位妻妾和6个未婚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等雇员。有两个看门的印度人，以卷起来的白布包头，满脸络腮胡子。另外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寄居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一概款待如宾，模仿战国时期孟尝君的古风，叫做“养士”。
康公馆的生活算得上“钟鸣鼎食”之家。这么多的宾主成群，光是消耗上白大米，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康家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副食品多用汽车运输，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男妇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康家5房妻妾更不是省油的灯；此外还给女儿每人每月发零用钱5银圆，儿子每人两银圆。每月也得几百银圆。康有为不断与外界联系，时常“通电”对国事表态，据说电报费每年可达上千银圆。再加上婚丧喜庆应酬费等等，总开支平均每月2000银圆左右。总之，康有为55岁以后在上海和江南生活的14年间，每年花费不下两万银圆。
康公馆这样浩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宪政党给的。康有为长期是宪政党的党魁，接受宪政党供给的生活费。有次保皇会在海外募得基金100万美元，曾以10万美元给康有为作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用，他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古董。康有为曾以这些古物开过展览会，也出售一部分弥补生活费。
至于大军阀、大官僚对康有为“馈赠”金银，账目无从统计。例如，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时，山东军阀张宗昌就送来3000银圆。
康有为出售书法
从现在找到的康有为三件“书法润格”，可以看出“卖文售字”成了他晚年重要活动之一。第一件是设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和北京竹斜街两地的“长兴书局”在1917年《不忍》杂志上刊登的卖字文告；第二件是1919年设在上海三马路口的北京厂甸海王村公园的长兴书局在图书《物质救国论》末页的卖字广告；第三件是1924年自印的“康南海先生鬻书例”。
康有为的书法格调古朴高雅，或浑厚雄健、或潇洒奔放、或飘逸流动、或拙中见巧，多姿多彩，各有奇趣。他在宣纸上书写各种墨迹，得心应手，游笔有余。康有为在报刊上登载卖字润格广告，或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杂体，有求必应，无所不写。
康有为的书法，价格(雅称为“润格”)如何呢？“中堂七尺者三十圆(银圆)，每减一尺减二圆，每加一尺加二圆；小横额三尺内二十圆。磨墨费加一(圆)。”至于为厅堂楼阁题写“匾额”，价格就更高了。当时的官僚、地主、军阀、富商，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收藏康有为的字书，据说此项收入每月就在1000银圆左右。
也有人假冒康有为的书法。无锡富豪荣德生在太湖边风景优美处修建“梅园”，托人以润笔费500圆，到上海请康书“香海”二字，下署“南海康有为”，制成匾额，挂在阁前。后来康有为亲临梅园，才发现这不是自己的手笔，就说：“我没有写过这个匾。”主人愕然，又以润笔费500圆，请康有为当场挥毫赐墨宝，替换原有的赝品。写后，在原有匾额下题诗云：“名园不愧为香海，劣字何堪冒老夫；为谢主人濡大笔，且留佳话辨真吾。”
康有为晚年的交往
康有为晚年不甘寂寞，喜欢在“天游学院”和“游存庐”中，与海内外学者名士交往，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女书法家刘缃、萧娴和后定居新加坡的李微尘，均是拜门弟子；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座上客。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究竟是一种阿谀奉承还是嘲讽之辞呢？那就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天游学院”随即停办。然而“游存庐”还“存”了三年。到1930年，康氏家族继承人为偿还债务，被迫将“游存庐”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利用这10亩地皮，改建为“弄堂式”的居民楼房40多栋，名为“愚园新村”。
扶乩问卜未避免农场失败。康有为是“孔教总会”的首长，一度被誉为“圣人”。但他不像孔夫子那样“敬鬼神而远之”，相反，晚年十分迷信风水，热衷于扶乩问卜。康有为自命是一个善观风水的堪舆家，屡因风水而购地建屋及修墓。1916年起，康有为几次去江苏茅山，看到几处地方风水很好，购了几百亩山地，作为母亲劳连枝、弟弟康广仁及三太太何旃理的墓地。他为了母亲的安葬，花了不少时间，寻找具有气土特征的正穴，并在句容县(现为居容市)开辟一个农场。可是他办的述农公司(取其祖父号述之的“述”，取其父亲号少农之“农”)最终失败。
康有为晚年，渐生“回天乏术”之感，有意安居颐养。又因妻妾子女多，所以四处筑屋。《游存庐落成诗》曰：“自有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乃为当时康有为内心世界的写照。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在广州花埭原有一所别墅。1921年冬至后三日，他在所作《上海愚园路游存庐落成赋诸公》一诗的小注中记曰：“吾以丁酉(1897年)筑别墅于花埭，亦被封，后拨还。丁巳(即1917年他参与张勋复辟)后，为当时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没封，交学校使用。后迭拨还，而学校拒不迁去。”小注中述及“后迭拨还”，指1918年北洋政府下令，“除张勋外，复辟各犯一律赦免”。
康有为晚年修筑别墅有三处——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杭州“一天园”，从1920年起，在突入西湖的丁家山建筑，基地三十余亩。此山原名一天山，有丁家居住山下，故俗名丁家山。丁家人绝，又改名一天山。自康有为建筑一天园，也有人称为康家山。与花家山毗邻，山不甚高，而能俯瞰全湖，足以清心悦目。山多灵穴，野玫瑰盛开时漫山如绣。此山突出湖面，后依麦岭，三面无邻，水天一碧。康有为关于一天园的记述甚多，主要有《一天园记》和《一天园诗十章》，从其中的描绘，可见康有为晚年沉醉于自然景色和花树竹木之中，真有“天游化人”的心境。康有为建筑一天园，历时4年，分11期完成。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太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上海“莹园”是康有为晚年修建的第二处别墅，1922年落成。此园地处上海杨树浦，临吴淞江，可远眺日出东海，偶见海市蜃楼。莹园的建筑比较简单，康有为曾有《新筑别墅于杨树浦临吴淞江作》一诗。这座别墅筑成仅一年多时间，转售给日本人。
青岛“天游园”是康有为晚年生活中的第三处别墅，地址在青岛福山路6号。原是1898年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该楼筑于信号山坡，屋虽小而园甚大，望海绿波，盛暑不热，是个好去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撤离青岛，为日军占领。大战结束，我国收回胶州湾，提督署成为官产。1923年康有为游青岛，当时青岛市长赵琪(军阀张宗昌的部属)招待康有为住入提督楼。康有为看上了这个好去处，就决定租赁；过了一年多又买了下来，改名“天游园”。此后每年夏天率亲属子女来青岛避暑。
但是“提督楼”曾先后有几个督军一类的人物住过，最后都被枪毙，因此这座庭园被民间视为“凶宅”。康有为曾不在乎地说：提督楼的风水，犯了“白虎衔尸”的格局，购入后拟名“天游园”可改变格局，以克凶邪。但未及整修，1927年早春三月，康有为在青岛一次酒宴之后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