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1日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说，加拿大总理哈珀表示，新兴经济体必须在解决全球经济与贸易失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失衡局面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哈珀说：“这不仅涉及新兴经济体根据其日益增长的实力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或‘权利’，还事关他们的责任。”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关于扩大经济刺激计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善金融监管就已铺天盖地地展开。当然，还有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
在改革“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中国高级官员接连高调表态，呼吁改革IMF，增加中国在IMF中的话语权。该话题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热烈讨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表示支持。
事实上，新兴市场表达扩大话语权的愿望并非仅仅在此一时。
2008年通过的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发言权比例从此前的40.5％上调至42.1％，但数据显示，目前新兴市场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50%，贸易量占40%，外汇储备占70%，这一发言权份额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远不成比例。此外，美国的份额仍超过17%，具有一票否决的垄断性地位。相比之下，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和发展最快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在IMF份额仅为3.72%，排名第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符合自身地位的“声音”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最迫切的要求。
而欧美发达国家对这一要求则表现出“委婉”的抵制。尽管金融危机爆发让发达国家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它们更乐于见到的是以出资“合作”代替实际权力的分解和替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认为，欧元区国家希望动员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用充裕的外汇储备为IMF增资，用IMF的资金来援助中东欧国家，从而降低自己的援助压力；而新兴市场国家强烈要求，要将对IMF的注资与IMF份额重新分配及投票权改革相结合，“这点中了欧元区国家的要穴”。
一旦对既有金融秩序进行调整，长期把持IMF和世界银行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必然面临利益再分配，让出部分份额的结果自然是它们最不想看到的。这种抵制更直接表现在发达国家对中国“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的表态上。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欧盟委员阿尔穆尼亚曾表示，所有人都认为目前的全球储备货币美元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在第一时间做出直接回应：
没必要创建新全球货币。
但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决议显得多少有些“雷声大雨点小”。决议中对新兴经济体话语权问题几乎只字未提，而决议提出，将IMF的资金规模由原先的2500亿美元扩大至7500亿美元，5000亿美元的注资中由美国提供1400亿美元，日本、欧盟各出资1000亿美元，中国提供400亿美元，这进一步显示出发达国家主导IMF的格局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迄今，近两个月时间已过，G20峰会的后续进展也并不尽如人意：5000亿美元的增资没有兑现，此前轰轰烈烈的一些讨论现在也冷清下来。尽管IMF改革已有了既定日程表，但可以预见的是，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绝非一日之功，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如何在当前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争得更多话语权，似乎仍是知易行难的问题。
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构建国际货币体系中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经济话语权并不过分，但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注定是一场残酷的博弈。新兴经济体要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既要看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不会轻易让新兴经济体跟他平起平坐。
因此，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发达国家和自身经济实力的消长，更要看他们的实力成长能否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能否打破既有世界经济规则。否则，只能说明他们的实力成长仍处于量变阶段，质变的要件暂时不具备。只有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成长足以改变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时，重建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金融秩序才有现实可能性。
2009，中国转型关键之年
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首先，危机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其次，这个危机过去以后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到底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
格林斯潘说这次的金融危机可能是一次百年未遇的危机，这意味着它可能比1929年的大衰退情况还严重，涉及的范围还广，也的确如此，金融危机有愈演愈烈的过程。这个危机为什么会产生？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说这是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金融衍生产品。有人说这是因为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的问题，因为货币流动造成了房地产的泡沫，后来又造成了刺激债，又造成了整个金融危机，造成了那些衍生产品的问题，等等。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美元在国际货币里头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借钱消费，一种不可持续的生活、生产模式，这些都是问题。
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一次大的危机过程中都会产生一系列变化。回顾一下1929年的危机，大衰退时期罗斯福总统为了解救这个衰退，1933年的3月份他上台开始抛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文件，美国国会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头批准了70几个法律，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的“百日新政”，应该说我们现在所学习、工作的金融体系，包括我们的证监会，包括存款保险制度，包括银行的分业经营、混业经营等等这一系列的规则，都是1929年大危机以后，1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说在一次大的危机过程中，为了走出这个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和为了使这样的危机不会再重演，它一定会涉及到一系列大的规则的变化，而中国正在面临着这种变化的前夜。
规则的变化是所有变化最核心的变化，在北京奥运会里头我们看到了很多运动员能够夺金，特别是在鸟巢，牙买加运动员在短、中、长跑中取得了辉煌成绩，但是他们之所以取得这个成绩，这是跟奥运会的规则有关，假如奥运会改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谁跑的慢谁拿金牌，那么这些牙买加的运动员们可能一块金牌也拿不着。
所以规则的改变是所有改变中最根本的改变。
未来的世界规则会怎样改变，中国怎么样抓住机遇？就让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国际经济，或者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病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次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弊病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但是有一条，就是资金到处流动和监管不力是造成这次危机很大的问题，包括最近的前纳斯达克主席做的一个“套”，都跟监管规则有关。而这个监管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在资金在全球流动，但是监管都是以国为界，包括现在美国出了问题，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投了以后，赔了钱，现在各国的监管机构对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现在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监管却是以国为单位的，各国还在互相的竞争，使金融监管越来越松，以金融自由为借口使监管越来越松。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里头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上，在一些规则的制定上，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
因此改变这些规则，是非常必要的，这些规则的改变不仅仅包括一些重大的问题，还包括很多细则。改变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是按照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办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惯例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这些规则比我们原来的规则好一些。但当我们发展到新的阶段，在一些国家核心竞争力领域开始竞争的时候，很多规则对我们就有了极大的制约性。包括我们现在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我们处在两难的境地，没有外汇储备不行，而有了这么多，就要看着他很可能缩水。
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新的规则。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50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遇到的一次重要机会。在这样重新制定世界经济新秩序、金融规则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而且我们应该当仁不让，来适时地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这些规则改变都按照我们的假设，但我们要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要参与，尽可能地让这些改变向我们有利的方向进行。
有专家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更开放的、更透明的，而且受到比较严格监管的资本流动的体系。这样大的冲击类似90年代初日本所受到的，和1997年亚洲其它国家受到的外部冲击，这包括大量热钱的流进流出，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监管体系，有一个全球透明的监管体系，对于防范中国未来的风险来说应该是有利的。
另外要争取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储备体系。按照现在学者所建议的，它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遵守货币纪律；第二要满足宏观经济纪律，也就是说它的宏观经济纪律应该是比较稳定的；第三，市场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如果重要的经济比较稳定，在新的体系建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声音，会更强。
这一切都不一定是明天就能决定的，可能也不会是明年就能决定的，但这些都是这次大危机之后一个非常重大的产物，这次危机之后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机遇，那么这个机遇应该是给有准备的人，我们要争取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经济、货币环境，向更有利与中华民族的方向继续改变，给我们自己，也给我们子孙后代开辟出一个更好的宏观的国际环境来。
但应当承认，像中国这样一个GDP已接近4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如果不能建立起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仅仅依靠见招拆招式的调控，至多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过去30年间，中国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却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
一方面，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尽管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将大量的国外资本吸引到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现象相当严重，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